I 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第2/15页）

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他说：“刚才在饭店里是怎么了？是我说错话了吗？我感觉气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变了样。”

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你而已。”说完便上了车。

2

我住的公寓位于海滩地带，有三间卧室。我在家里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对家中的一切都很满意——这就是独居最大的好处。即便你嫁给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医生，他也会插手诸如家居装饰的事。而他的意见通常是“我想要一张更有男子汉气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装遮光窗帘，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规律”，还有“这个的确很漂亮，可它不耐脏啊”。而现在，我的沙发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羽绒被是白色的，厨房台面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而且，不，它不会脏，因为我用得很小心。我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临近低谷——尽管生活有诸多不顺意，但在房地产这方面我运气总是很好——如今这套公寓的价格已是我买下时的三倍。倘若我把它卖掉，可以赚上一大笔，不过说实话，卖掉了我又能去哪儿呢？你倒是说说，我还能去哪儿？

阿维娃小时候，我还没离婚，那时我们住在城市另一头，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纳风格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茂林会所——一个封闭式的社区。如今我不在那里居住，我终于可以直言相告，那几扇大门一直让我心里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顿，我们该提防谁呢？不管怎么做，茂林会所里还是时常有人遭抢劫。那些大门就是用来招贼的。越是门禁森严，外人就越觉得里面有东西值得这样大费周章地防护。不过我正是在茂林会所结识了罗兹，可以说不论我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是在那里与莱文一家相识的。他们搬进来的时候阿维娃十四岁，在读高一。

我们与亚伦·莱文相识的时候，他还是个声望不高的州众议员。他的妻子艾伯丝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是南佛罗里达医疗集团的内部法律顾问。罗兹给亚伦·莱文起了个绰号——“犹太超人”。说实话，他长得的确很像超人。他只穿着运动鞋身高就有两米，一头黑色卷发，蓝绿色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开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他是个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礼服衬衫，也穿得起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制服——那副肩膀足以胜任这样的角色。他比我和罗兹小几岁，但年龄差距不大，所以罗兹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应该试试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丝则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却很粗壮——小腿和屁股很粗，膝盖也肉乎乎的。不知她要花费多少精力才能让那一头棕色卷发长期保持笔直的金色“波波头”发型。罗兹总是说：“气候这么潮湿，哎哟，梳那个发型简直是疯了。”

说实话，我也曾试着跟艾伯丝交朋友，可她就是不为所动（不仅我如此，罗兹也试过）。我和迈克请他们到家里吃过两次晚饭。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尽管开着空调，穿着DKNY露肩连衣裙，我还是汗湿了衣衫。第二次我做了枫糖浆烤三文鱼。这道菜不难做，先腌十五分钟，再烤三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了。可艾伯丝从来没有回请过我们，我也就领会了她的意思。再后来，阿维娃读高三时，亚伦·莱文要参加国会竞选，他们一家便搬去了迈阿密，我以为自己从此不会再与他们有瓜葛。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个邻居，但只有少数几个才能成为罗兹·霍洛维茨那样的朋友。

然而在我脑海萦绕了一整天的并不是罗兹，而是莱文夫妇，直到电话铃响的那一刻，我还在想着他们。打电话的是公立学校的一位历史老师，问我是不是艾斯德尔·夏皮罗的女儿。她一直想联系妈妈，问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为幸存者纪念日致辞，可是妈妈既没回短信也不接电话。我向她解释，大约六个月前，妈妈患上了严重的中风，所以不行，艾斯德尔·夏皮罗没法出席幸存者纪念日。今年他们只能找其他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了。

历史老师哭了起来——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人心生厌烦——她说要把幸存者聚齐越来越难了，即使在博卡拉顿也不例外——这里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犹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这里是全世界犹太民族气氛最浓的地方。她说，二十年前她发起幸存者纪念日活动时，幸存者还很好找，可是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过癌症，躲得过犹太人大屠杀，死神早晚也会追上你。

这天下午，我到疗养院去探望妈妈，那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学校食堂与死亡的混合气味。妈妈的手绵软无力，左半边面孔耷拉着。依我看，没什么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风的样子。

我告诉她，有个唯唯诺诺的中学老师在找她，妈妈努力地想说话，但只发出了几个元音，没有辅音——或许是我这个女儿不称职，反正我没听懂。我告诉她，这次约会原本非常愉快，可那个男人突然开始对阿维娃说三道四，结果不欢而散。妈妈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我说，我很想念阿维娃。我知道母亲无法回答我，所以才这样说。

我正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妈妈的妹妹梅米来了。梅米是我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但有时候她这个人不太可信。这么说其实有点不公平。与其说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说是我不相信所有的乐天派和所谓的幸福感。梅米张开胖乎乎、松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时候，我和弟弟把这样的手臂称作“哈达萨臂”），告诉我母亲曾问起过阿维娃。

我问：“她究竟是怎么问的，梅米？”因为妈妈根本不能说话。

“她说了她的名字。她说‘啊——喂——哇’。”梅米坚定地说。

“整整说了三个字？”我不太相信。再说，妈妈说的词听着全都像“阿维娃”。

梅米说她不想跟我争论这些，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八十五岁的妈妈策划生日聚会。梅米还没想好在哪里举办聚会。在这里？尽管妈妈住在这儿，但这里并不是她的家。去别处？妈妈的身体不知能否经得起折腾。梅米自然觉得换个环境聚会更好，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或者去米兹纳公园那个有早午餐的饭店，或者去我的公寓。“你的公寓实在太美了。”梅米说。

我说：“梅米阿姨，你真的觉得妈妈想要办聚会吗？”

梅米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亲更喜欢聚会的人了。”

我不禁怀疑梅米和我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我曾经问过母亲，她和爸爸过得幸不幸福。“他很会赚钱，对你和你弟弟也很好。至于幸福，”母亲说，“那是什么？”可以说，这是我第一百万次意识到，做一个女人的妹妹与做她的女儿是完全不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