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爱情战胜死亡,是欧洲民间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

年轻的公主,美丽得象一朵刚开的鲜花,安静得象睡去一般,但是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直到有一天,一位英俊的王子闯进了那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的城堡,看到睡去的公主是那样地美,情不自禁地吻了她。这是爱情的一吻。于是魔法破除了,公主的眼睛渐渐睁开了,一张英俊的脸映进了她的眼帘,她笑了。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公主和深深爱着她的王子于是结了婚。这就是《睡美人》的故事。

爱情战胜死亡,从人类文化史上看,是积淀着世界各地民族的美好愿望的一个神话原型。

这一动人的主题,同样出现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戏曲里。我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为他那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杰作《牡丹亭》在卷首题词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有感于柳梦梅的一往情深而起死回生的。

如果翻读一下白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集,又了解了女诗人的身世,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离神话时代已经很遥远了,离我们的时代那么接近的作品里同样回响着“爱情战胜死亡”这一主旋律。

整个诗集一开头,“死亡”和“爱情”这一对主题同时出现了,就象扭结在一起、反复较量、而又难解难分的两个顽强的对手。经过好几番剧烈的搏斗,“爱情”终于从“死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取得了胜利。第23首诗这样写道:

真是这样吗?如果我死了,你可会

失落一些生趣、由于失去了我?

阳光照着你,你会觉得它带一丝寒意

为着潮湿的黄土已盖没了我的脸?

……好吧,那我就拋开了

死的梦幻,重新把生命捧起来。

爱我吧,看着我,用暖气呵我吧!

有多少闺秀,为着爱,不惜牺牲了

财富和身分;我也要放弃那坟墓,

为了你;把我那迫近而可爱的天国的

景象、跟载负着你的土地交换!

伊丽莎白•巴莱特(后来的白朗宁夫人)并不是民间故事中的美丽的公主,也不是浪漫主义戏曲里的伤春的少女,她的爱情诗集并不是编织着梦幻的童话诗,而是用自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再凭借光辉的才华,用抒情诗体写下的一篇自传。

这感人的爱情诗集以《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的总称闻名于世;取这一标题,是为了掩护女诗人的真实身分,与诗集的内容并不相干。假如需要为这一诗集另找一个合适的总称,那么首先让人想到的该是“爱情战胜死亡”。长期流传在古老的神话、传说、童话里的这一美丽的主题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正是在这里,这组爱情诗最感人肺腑。

去年,我又开始为女诗人写传。女诗人写下爱情诗集和环绕这组情诗而展开的“爱情战胜死亡”的事迹,可说是传记中令人读后再难以忘怀的部分,那么即以此为传记的标题也许是合适的选择吧。

白朗宁夫人生前是当时繁荣的英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诗人。自从1860年她最后一本诗集《写在和会之前》问世之后,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时代的潮流在滚滚前进,诗歌艺术追随时代,也加快了变革的步子,面貌日新月异;无论诗的表现手法,吐露的心曲,都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追求。现代诗歌比较偏重于捕捉飘忽的情绪,瞬间的感受,朦胧的意识流,新奇、跳跃的联想;趋向于散文化,平淡化;往往呈现一种理性化的冷色调,带有一种自嘲似的苦涩味。

诗歌欣赏的口味变了,隔着沧海桑田的一个多世纪,回头再读白朗宁夫人的诗歌,有时不免会感到女诗人在字里行间倾注着太浓太亢奋的感情;博得当时读者赞美的那种铺张的笔调,鲜丽的修辞色彩,格律化的逻辑思维,就象一度曾经十分流行的妇女服装,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得不那么时兴了,甚至显得有些可笑了,终于连老奶奶都穿不上身了。

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所知道于白朗宁夫人的,只是她的四十四首爱情十四行组诗。她的作品被冷落了,声誉一度下降了。有的评论家认为:现代读者对于白朗宁夫人的不平凡的个人经历,比对于她的诗歌更感到兴趣。

但是当代有见地的评论家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足迹,看到了白朗宁夫人在英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新的评价。《奥萝拉•莉》,女诗人自以为代表她最高成就的诗体小说,尤其受到重视。

在19世纪中叶,英国最有声望的评论家阿诺德(M.Arnold,1822—88)认为,诗人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只能回到遥远的古典时代去发掘题材,因为在这个失落了英雄气魄的散文化的现代社会里,是再找不到适合于史诗的永恒的主题了。这是一种复古主义倾向的论调。

白朗宁夫人承认过去的传统应该尊重,但是另一方面,不赞成为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而忘记现实生活。她在长诗《圭迪公寓窗前所见》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为长眠者效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第217行)

她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也不象丁尼生(1809—92)那样回避和现实正面相视,借用中世纪阿瑟王朝的传说,在诗篇中以古喻今。她以她的创作实践证明,就在紧张的现代生活中蕴藏着史诗的题材。

这一真知灼见得到英国著名女作家沃尔芙夫人(A.V.Woolf,1882—1941)的充分肯定,她说伊丽莎白•巴莱特为纯粹的天才的灵感所鼓舞,一头冲进会客室,宣布道:就在这儿,就在这我们生活着、工作着的地方,才是诗人的立足点。”对于《奥萝拉•莉》的女主人公,沃尔芙夫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她是她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女儿。”

的确,白朗宁夫人塑造了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年青的少女奥萝拉敢于单枪匹马,冲出家庭,走向社会,靠手中的笔杆儿自食其力;而且不是独善其身,她关注着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妇女问题,为争取姐妹们的解放而吶喊着。

两位美国当代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在她们的文集《顶楼上的疯女人》(1979)中有充分的理由把《奥萝拉•莉》认作属于自己阵营的作品,称道这部诗体小说是“女权主义者自我肯定的一部史诗”,白朗宁夫人是“所有的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女诗人的祖母;她确实是艾密莉•狄金森的精神上的教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