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第2/5页）

辛弃疾从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两次遭到弹劾，十八年在江西家中度过。无法估量，辛弃疾的闲居对南宋王朝究竟有多大的损失，但是这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是无疑的。

和中国几乎所有的失意文人一样，在闲居的时候，辛弃疾找到了最后的救主：陶渊明。他说：“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他还说：“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但是，陶渊明最吸引辛弃疾的，并非常人见到的五柳居士的恬淡潇洒，而是在这恬淡潇洒后面高昂的头颅，在菊花丛中隐现的傲岸的身影。

如果我们剥去陶渊明所谓“隐逸之士”的外衣，还他本来面目，就可发现，这位所谓“浑身静穆”的诗人，何尝“静穆”，原来却是一位“金刚怒目”的铮铮汉子。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反抗精神，“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率真态度，“性刚才绌，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的倔强性格，“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的高尚情操，都证明他不是一个“浑身静穆”的人。“岂知英雄人，怀志不得伸”（明张志道《题陶渊明归隐图》），这才是陶渊明的真实面目。他是积极进取的，也是壮志未酬的。

——张忠纲《辛弃疾与陶渊明》

遁归田园的隐士与壮志难酬的武士在南宋的田间就这样相遇了。不过在辛弃疾身上，金戈铁马的武士与激情澎湃的诗人完美地结合为一人。于是他在归隐时的很多田园诗便少了一些文人的酸腐气，多了很多田园的泥土香味。这些美丽的乐章，即使在数百年之后，仍然让人们嗅到宋朝稻花的香味，听到宋朝蛙声的和鸣。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很多士大夫对田园的歌咏，只不过出于偶尔一发的雅兴。如同城里人厌倦了高楼大厦，想到农家住住草房小院；厌倦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味，品尝一下野菜蕨根。而且很多文人的田园诗词，总是极力避免“俗”，即使是谈农夫，似乎农夫们都天生一副仙风道骨，绝非庸常泥腿子可比。可是辛弃疾却不避“俗”，不讳“实”，他的笔下不是经霜的秋菊，也不是傲雪的红梅，竟是普普通通的稻花，而这种带着泥土滋味的香气氤氲在词人路前的时候，他想到的跟一个老农想到的没有区别：丰年。

大俗，才是大雅。此时的词人，远离了杀声震天的沙场，也远离了危机四伏的朝堂，在这最平常却最切实的美中，沉醉于这最质朴也最原始的爱。

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若非将自己的身心沉醉于这文人们不屑一顾的乡村，谁能写出这样充满了温情的词句？被人讥为“掉书袋”的辛弃疾没有使用任何典故，没有佶屈聱牙的词句，平白如话，似乎是那个写诗之后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的白居易。词人笔下的田园，不再是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乌托邦，也不是仕途失意者最后的养伤地，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农村。如季续先生所说：“辛弃疾在农村词中，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诗意形象，让农民第一次在词苑中获得了主人翁的地位。”（《辛弃疾农村词的艺术成就》）而温暖明媚的农村经他的笔，被存在了历史永远的记忆中，也因为这位伟大的词人，而再也无法被抹去。

可是，在某个寥廓无边的清秋，落日之下，词人还是会独自登上那座同样孤独的高楼，北望千里江山，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醉里不知身在梦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在我心目中，辛弃疾不仅是像文学史所说的与苏轼并称，他还与另外一个人是不分伯仲的，因为他们都是文武双全，而且分别在文武两个领域彪炳后世，这个人就是岳飞。虽然现在有学者还认为《满江红》并非岳飞所作，但是我对这种观点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没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历练，何以写出“八千里路云和月”此等气象的文章？所以我想岳飞如果专注写词的话，必为一代大家。而辛弃疾为人所知，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文章，而他的武艺胆略，却经常被人忽视了。

这首词有一个小序：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陈同甫就是陈亮（详见前章《弹铗低吟·击筑悲歌》），辛弃疾与陈亮相交甚笃。辛弃疾在《贺新郎》序中曾说过他们的一段交往：一次陈亮来看望辛弃疾，两人同游鹅湖，十余天后，陈亮告别。次日，辛弃疾十分不舍，骑马去追，追到鹭鸶林，雪深路滑，无法前行。只好在方村独饮闷酒，后悔不该让陈亮走。晚上的时候，写了一首《乳燕飞》表达自己的思念。过了五天，陈亮就写信来要辛弃疾写的词。这样的默契，让辛弃疾自己也感叹：“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而之所以有这样的默契，只是因为，在辛弃疾和陈亮心中，都有着一个无法淡忘的梦，一个恢复中原、洗雪国耻的梦。

一个梦要做多久才能醒？夙愿要多久才会放弃？放翁说：“事定犹须待阖棺。”可见，也许，只有死，才能阻断内心永远的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太大的鸿沟。但是，在溘然长逝之前的漫漫岁月里，诗人却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理想与现实冲突带来的煎熬。

这种煎熬在南宋很多词人身上都出现过，包括张孝祥、陆游、刘过、陈亮等。但是，辛弃疾早年实实在在的戎马倥偬和赫赫武功与后来的寂寂无闻却使这种煎熬更具有了一种现实的深度。这种深度是一条深深的刻痕，将辛弃疾与赵括房琯式的纸上谈兵的文人们分隔开；这条刻痕也深深地刻在词人的心上，随着脸上岁月的刻痕，逐渐地加深，无法再抹平。

我有时候想，当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时候，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凄凉和怆然；在他酒醉“以手推松曰去”的一刻，脸上除了醉意之外，还有几许无奈和沧桑；当词人年事已高，终于“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时候，心中一定泛起的是比清秋更加凄冷刺骨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