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第3/5页）

所以，酒真是好东西，在醉意中，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或者将过去复制粘贴成未来，我们的思想似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我们的愿望可以在蒙眬的醉眼中一一得以实现。醉里挑灯看剑，那剑上也许曾经有敌人的鲜血，叛徒的哀号。灯光反射着冷冷的清辉，这清辉穿越时空，剑啸，马嘶，戈矛林立，弓箭在腰，诗人眼前狼藉的杯盘化作整齐的行伍，旌旗蔽日，沙场点兵……

醉眼中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将过去的辉煌与未来的梦想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于是，这个世界涂上了逝去功业的神光，又将这神光涂抹在了未知的未来的大氅上。于是，幻想与梦想交织在一起，昏暗的灯光也变成了战场上照彻黑暗的锋刃的寒光。可是，这个混淆了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唯独遗忘了一个最沉重也最无奈的坐标——现在。

记梦的作品很多，但是将彻骨的冰水哗的一声倒向滚烫的柴堆，将熊熊的烈火瞬间就变成一堆死灰的，却并不多见。词人以醉起兴，以梦前行，但是在剑的锋刃返照之下，看见的却是自己苍苍的白发！

诗人哭了吗？诗人醒了吗？诗人愤怒了吗？我不知道，也许并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并不想告诉我们，或者，早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对每个人来说，似乎现实都是那么的残酷，过去都是那么的美好，未来都是那么的不可捉摸。那么，就别再琢磨了吧，就让我们一饮三百杯，“醉里且贪欢笑”，将愁的工夫都托付给杯外那个冷冰冰的世界，惨淡淡的人生吧！

做不了神成仙　成不了仙为奴

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要找到一个不喝酒的诗人，估计比要找一个不吃奶的婴儿还难。或者说，酒就是诗人的乳汁，只不过，这乳汁维持的不是诗人生理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维持了他们艺术层面上的激情，或者说，梦想。

辛弃疾自从南渡之后，就基本与前半生的戎马倥偬告别了。曾经的功业此时已经成为只能在梦里出现的连营和画角，醉里挑灯看剑之后，要面对的更是醒来的时候现实的无奈和悲哀。诗人忽然发现，以前读过的书，相信过的名词，竟然全部是一场欺骗。是悲，是痛，是倒塌，还是迷茫？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这时候，诗人只想醉，大醉，最好没有醒来的时候。信念的倒塌，是没人能够扶助的。长久以来，生活在心灵和信念中的上帝已经死去，不会再复活，而此时唯一的救世主，只有酒。

酒与诗人结缘，似乎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古希腊人也是很喜欢酒的，在酒的陪伴下，苏格拉底与朋友们一起探索真理的奥秘，柏拉图与学者们激烈争辩，海克里斯痛饮美酒打败了九头蛇，伊阿宋与朋友们举杯之后，踏上寻找金羊毛的旅程……在爱琴海温柔海风的吹拂下，宙斯的子民们用美酒歌咏他们的生活、智慧和爱情；在日神阿波罗的理智之光照耀下，狄俄尼索斯用美酒浇灌他们的健康、生命和自由。于是，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人类最伟大的一种精神——酒神精神。酒神精神一直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其核心的部分，而尼采更是将酒神精神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部分，其哲学的主要命题，包括强力意志、超人和重估一切价值，事实上都脱胎于酒神精神：强力意志是酒神精神的形而上学别名，超人的原型是酒神艺术家，而重估一切价值就是用贯穿着酒神精神的审美评价取代基督教的伦理评价。换言之，酒神所代表的审美精神，既是他其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属。

可是，更偏重日神精神的中国却少有这样的酒神精神。紫色的葡萄酒与白色的米酒之间的距离，就像古铜色的皮肤与长袍下面终年不见阳光的苍白的皮肤之间的距离一样大。汉密尔顿在《希腊的精神》中，一语道破天机：

希腊人生活在主体自由和伦理的中间地带。这就不像东方人那样固执一种不自由的统一，结果产生了宗教和政治的专制，使主体淹没在一种普遍实体或其中某一方面之下，因而丧失掉他的自我，因为他们作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因而也就没有可靠的依据。

因此，当希腊人用美酒表达自己对生命的赞颂，并孕育出了伟大的酒神精神的时候，中国人只能用酒浇心中之块垒，做神而不得，只有当酒仙。

神是俯瞰世间的，带着透彻的眼光和悲悯的手指观照芸芸众生，透视悲剧又执着悲剧，以入世的姿态正视奥林匹斯山下的一切，享受生命中的大欢喜和大悲哀。神是积极入世的，用自己的神圣和激情来照耀世间，观照生命和灵魂；仙是消极出世的，道不成，乘浮槎于海，有一点吃不到葡萄就再不看葡萄藤的味道。仙所有的，只是举杯消愁的无奈，是醉里贪欢的忘却，不是用昂扬的精神，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活力，而不是活着”的姿态切入人世，而是以忘却和逃避的姿态转身而去，不再回头。当不了神，只好成仙，放白鹿于青崖，散发弄扁舟去也。

所以，神是一种坚强的回归，仙则是无奈的逃避。

于是，紫色的液体中，荡漾的总是意志之直觉的酣醉欢悦；而白色的液体中，晃动的却总是梦魇的杯弓蛇影。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阮籍为例说：

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刘伶病酒，经常边走边喝，让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自己后面，说：“死便埋我。”喝酒喝到这地步，别说神，连仙也做不成了。

再回到辛弃疾吧。当他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美芹十论》“换作东家种树书”的时候，心中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和凄怆？当所有的信念后来被发现只是一场梦，所有的名词实际上只是一场欺骗的时候，诗人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有在大醉之中含含糊糊地表达出一点自己的悲凉，这与黑格尔描述的“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的希腊人相差何止天壤！如果说，李白尚能怀“散发弄扁舟”之志，借逃避来成为仙的话，随着专制政治的愈加完善和知识分子生活空间的愈加逼仄，辛弃疾那时候的人们，连这点逃避的勇气和能力都已经没有了。于是，酒仙精神在中国也绝种，剩下的，只有酒奴，或者说，成了丧失独立人格和自我精神的专制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