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2/5页）

我们在上面看到，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财富并不作为首要的范畴，去解释需求或价格问题，相反，价值（由此而来的财富）是从需求和供应中推导出来的，就如市场中的价格运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因此，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概念如果被用来解释行为基础的话，都具有共同的缺点：为了估测行为者的权力，或者判断既定的产量、服务或原料是否构成了财富，人们不得不在权力关系或市场中观察人们的行为。如此说来，使用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概念去解释行为，将会处于循环论证的错误中。因此，吉尔平所表述的观点，即世界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是处理权力和财富问题，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构造一个强有力的行为解释框架。

虽然如此，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定为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的互动，从描述的意义上讲仍然不乏用处。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各个独立领域的交汇点：市场上可买卖的获得满意手段的生产和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因为它深受权力因素的影响。因此，不管行为者是在什么样的经济领域中互相施展着权力，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相对应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相互交汇的领域，与纯粹经济学所研究的领域是不同的，在后者那里，没有一个行为者可以对其他行为者施行控制，每个行为者面临的都是一个被决定了的外部环境。当然，人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其中非经济资源仅仅被用来追求那种无法在市场上实行交换的价值，如地位及权力本身，这种状态将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学状态。表2.1概括地说明了上述问题。

表2.1　政治学和经济学：一种概括

就如表2.1所说明的，试图将现实的经济活动领域与政治活动领域分开，是徒劳的和失败的。现代社会中很少有政治活动是不与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反之亦然。即使不顾及政府的干预问题，许多现代经济活动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公司、联合会和其他组织都试图相互施加影响和控制。从纯粹的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讲，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都是抽象的；而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看，大部分重要的事件既是经济的议题也是政治的议题。

我们已经看到，从财富和权力的意义上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构造一个有力的行为解释模型。虽然对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强调，对行为的深入理解的确是有益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行为者的兴趣总是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而不是观念或言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对财富和权力的留意，也有助于我们矫正那种片面的观点，即过多地强调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利益会自然得到实现的看法。在本书后面探究国际机制问题的章节中，读者应该记住，由那些公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共同的善的目的而制定和设计的国际机制，是很少的；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政府中的官员为了追求他们所说的更大的国家利益和他们自己更大的利益目的而构造的。他们追寻财富和权力，也许还有其他价值，不管他们可能使用多么多的关于为了全球福利或一个安全的相互依赖世界之类的辞令。

财富和权力的互补性

对作为国家行动目标的财富和权力的思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补充的。对当代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就像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一样，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本书后面几章详细分析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的权力被用来设计和建设与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相一致的国际经济安排；反过来说，美国的军事力量长远来说是依赖美国同西欧和日本之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单单说美国的经济目标或者政治目标是首要的，并未切中要题，问题的要害是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取决于建设一个资本主义足以繁荣的政治环境，而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取决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这两个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同样，为了应付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转到石油生产国手中的现实，1974年美国提议建立一个国际能源机构，以处理石油高价格的经济后果，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力。没有美国的领导，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来缓解能源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美国的影响和威望可能因为领导了一场确保能源安全的成功的集体努力而被加强。

财富和权力的互补性，说明了17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大部分政府今天仍然倾向于支持雅各布·维纳提出的17世纪重商主义者的几个命题：

（1）财富是获得权力的绝对的基本手段，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侵略；（2）权力对获得和保持财富是基本的有价值的手段；（3）财富和权力都是国家政策的恰当的终极目的；（4）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一时有必要为了军事安全的利益以及长远繁荣的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是和谐一致的（Viner, 1948, p.10）。

维纳所描述的第四点是重要的。短期看，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之间存在一个权衡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不忘记两者之间长远来说存在互补性这一前提下，分析这种权衡问题。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关键权衡问题，就如17世纪的重商主义政治家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国领导人一样，不在于权力和财富之间的权衡，而在于国家长远的权力／财富利益，同商人、工人、制造商的局部利益与社会的短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与局部经济利益取得一致，就不能设计长远的国家目标，这一点并非只是美国如此。维纳注意到，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商人在政府中作用很大，主要政治议题的考虑，包括国家安全和战争中的胜败，总是受制于商人的贪婪，他们不愿意为军事开支给予充足的支持”（Viner, 1948, p.20）。根据维纳的说法，英国也是如此，那里工商业的自主性及其传统，阻碍了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年代里，美国政府“不得不处理美国商业和农业部门的特别需要，这些部门直接从这个计划中受益很多，而它们在国会中的势力也很大。多边贸易的一般目标当然符合所有选民的利益，但是这些选民与国务院不同，他们为了哪怕最小的暂时利益，也可能作出损害总体目标的行为”（Kolko and Kolko, 1972, pp.44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