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4/5页）

体系分析的局限性

我选择体系分析作为我研究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我们展开第二部分的体系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揭示这种分析的一些局限性。

政治学中盛行的体系分析模式来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假设公司是在既定的效用函数（例如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的，它试图在市场竞争之类的外部环境因素基础上解释公司的行为。这是体系的分析而不是单位层次的分析，因为它的命题依靠的是体系特性这些变量而不是单位特性的变量（Waltz, 1979, pp.89—91, 93—95, 98）；公司被假设是作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来行动的；理性是指行为者有一致的有序的多种偏好，在这些偏好下面，它们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会估算自己各种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利己主义是指它们的效用函数是互相独立的：它们的效用不会因为其他行为者的得失而发生变化。作出这样的假设，意味着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概念在体系理论中是常量而不是变量。公司的多样化行为，不是通过它们价值观念的不同，或者它们内部组织条理的效率不同，而是通过经济体系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市场结构是竞争的、寡头的还是垄断的）来解释的。没有关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公司的多样化行为可能不得不通过价值观念或者估算与抉择能力的差异来进行解释。在后者的例子中，分析将转到单位层次上，而依靠很少变量来展开分析的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就失去了。[1]

在一个较好的独一无二的行动过程中，基于理性和利己主义假设的体系理论是最有解释能力的。沃尔弗斯很早以前就指出体系理论的这个特征，他认为在存在极端强迫力的情况下，例如屋内起火时只有一个出口这种情况，体系理论能够提供最好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分析只有在考虑所有个人都决定留在屋内而不是挤向那唯一的出口时才是有用的”（Wolfers, 1962, p.14）。拉奇斯最近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论证说，基于理性选择假设的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一个出口”情况下的个体行为时，是表现最好的理论。在这种条件下，拉奇斯称之为“情势决定论”（situational determinism）的研究方案的解释功能非常好（Latsis, 1976）。所以，我们不需要理解行为者的特性去解释它们的行为，因为它们面临的形势预示着它们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如果它们是理性的话，它们将会这样去做；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它们可能就不能够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环境条件很严格的话）。

这个研究方案在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的状态下，以及在比较接近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情势决定论”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在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下，不存在权力的竞争问题。当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者根据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信号调整它们的行为时，或者在垄断状况下它们主导市场时，它们都不会对其他行为者的行动作出反应。就像拉奇斯所指出的：

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企业之间并不需要进行相互的竞争。这种状态可以同一个多人博弈中的某个博弈者的情况作比较。我们可以把其简化为一人博弈，即这个博弈者同一个没有目标和可知战略的对手进行博弈的情况。完全竞争状态的类型常常是很严格的，它只允许在使用连续相同的战略或者不使用战略之间作选择。

完全垄断的状态常常被视为与完全竞争的状态是相对的，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对应物。……垄断厂商根据它们关于市场状况的知识，以及以简单的最优化规则为基础来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与完全竞争状态一样，在完全垄断的状态下，理性的决策者通过估算将会达成独一无二的最优决策（Latsis, 1976, pp.25—26）。

在寡头垄断或者垄断状态下的竞争中，这种研究方案会出现一些困难。该条件下的状态可以被视为一种变和博弈（variable-sum game），其中少数博弈者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中不断进行重复博弈。这种博弈对任何博弈者来说都不会有一种决定性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是一种“多通道”（multiple-exit）的状态，要达成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需要有裁断性的力量（Latsis, 1976, pp.26—39）。就如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看到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决定与他人进行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者对其他行为者行为的预期以及既有制度的特性。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对战略相互依赖情况下的行为作出精确的预测（Simon, 197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给部分经济学研究带来麻烦的战略上的相互依赖问题却困扰着所有的国际政治研究。

结论

体系分析将不会导致对国家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预测。即使它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预测到目前为止也注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国家行为由于其内部特性的差别而具有非常大的多样性。虽然如此，体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各种限制性因素是怎样影响各国政府的行为的。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就像古诺寡头垄断模型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还必须确定关于行为者“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s）——它们对其他行为者的行为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之类的东西（Fellner, 1949）。要在经验知识而不是武断的基础上这样去做，我们必须考察制度的背景，包括由规则、习惯和非正规行动模式为行为者提供的信号等因素。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严格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博弈论分析的指引下，研究国际机制问题。

另外，接受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纯粹理性假设的含义，这个假设还不能准确地将人类选择的实际过程模型化（Mckeown, 1983b）。然而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出发具有三个重要的优点。首先，它使我们的假设变得很简洁，便于我们进行清晰的推论和演绎。其次，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由体系对行为者产生的限制性因素上，因为这个假设抓住了被选择常量的内部决定因素；它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体系的限制因素——不管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或者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国际制度及其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国内政治的因素上。最后，使用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使本书的论证集中在与现实主义理论同样的基础上。显然，我们这里关于国际机制重要性的论证，并不依靠暗自运用利他主义或者非理性的假设。从关于同样动机的假定出发，我要说明现实主义对于持续增加福利的合作的悲观态度是被夸大了的。做完这些论证以后，我在第七章把古典理性、利己主义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再放宽一些，去看看早期在理性的利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机制的功能理论，是怎样随着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