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出神品（第2/2页）
纯属中国
对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政治正确性抱持高度怀疑和憎恶的人，不易也不宜读笔记。对中国语文表述之科学性和逻辑性有强烈不安的人，恐怕还会从十之八九的笔记作品里读出中国人的迷信无知与中国文明的混沌落后呢。即使因为本行专业而不得不大量阅读、研究笔记的国文系教授先生们也不免于称颂其可贵之余，误会了这种书写。一位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学者便曾经这样勖勉我：“你们写小说的应该多读笔记；笔记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啊！”言下之意似乎是：你们写小说的不必自己编故事了，古人留下来尽多、尽够“取用”的材料可抄、可改写、可改头换面添油加醋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番话没什么不对。我在《清稗类钞》里读过一则叙述“小市”的笔记。小市者，黑市也，通常出现在一座城市的内外城墙（夹城）之间。赃物犯每于例日（如每月几日或十几日、二十几日）拂晓前设摊贩货，鸡鸣前一切交易必须完成。由于摸黑往来，不许点灯掌火，故亦称黑市。我在写《刺马》的时候“取用”过这个材料，还暗中动了手脚，声称小市里向有“快熟贱不二”五字诀作规矩，即手脚要快、交际人头要熟、脱货出价不可任意哄抬、禁止讨价还价等。是的，“取用”之不足，还可以改头换面添油加醋。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更多更多的笔记唯有在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时候才能见神采；它既不应被捶扁拉长变成一个短篇小说，也不该被前呼后拥变成一个长篇小说的填充物。其理无它：今世吾人所称的短篇小说也罢，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固有。即使“我们写小说的”所写的小说被视为“现代中国小说作品”、“当代台湾小说作品”之流，究其实而言之：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之中。径以笔记言之：一旦“我们写小说的”把笔记当成“材料”，“取用”了笔记，也就尽失笔记之所以为笔记的妙处了。这里有一则笔记，摘自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七：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花时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睛圆，日渐中稍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从数以万计的笔记之中勾出这一则来，为的是看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小说的好处时有论者提出，却还没有谁这样放肆地指出：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
神品《鉴赏家》
与其说《鉴赏家》是一个短篇小说，毋宁以为它正是一则笔记，而且就在令人读之而味出与时下寻常的“短篇小说们”确乎不同之中，见其“神品”。开篇第一段两句话加上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本系脱胎自笔记传统的“亮相”。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叶三是个卖果子的。
此后近三千字（占全篇的一半）写的尽是叶三的水果生意如何“得四时之先”，如何“原装”、“树熟”，他的两个在布店里出师的儿子如何能干利落，乃至于叶三给季陶民送果子、伺候画家作画。而“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只对叶三例外，因为“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叶三何以“真懂”构成了悬疑；且看这一段句型短促、进展疾速的高潮：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
“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
……
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张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叶三说：
“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打造一种另类
对照前揭之《梦溪笔谈》可知：汪曾祺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且在“打造”笔记。他用字精省，点到则止。对于现当代小说理论家、批评家信手拈来又随手祭出的“叙事观点”、“心理分析”、“性格刻画”、“神话原型”、“国族寓言”、“政治讽喻”……丝毫未见措意。这并不是说汪曾祺所有的小说里都没有这些门道，或者经不起这些门道的检验，而是说汪曾祺“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见《茱萸集·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是出于一种刻意为之的努力，这份努力正是为今人早已习焉不察的短篇小说寻出一个逼近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新领域，而此一新领域偏偏就在吾辈多已弃之而不读的文言文旧坟堆里。
多年前有记者访加西亚·马尔克斯，问起他之所以能驾驭如此丰富的故事，是不是因为平日素有记笔记的习惯。显然并不知道中国笔记传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答复亦堪称神品：“不。写笔记就用不着写小说了，笔记是另外一种文学。”
相对于（无论如何前卫实验新奇变怪的）主流西方小说——也是“我们这些写小说的”正在从事的移植产业，旧时代的中国作家的笔记堪称何等的“另类”？“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茶干》）除非小说家和读者都有大无畏于开拓另类书写与阅读的勇气和智慧，管它有没有理论的支持赞助、批评家的倡议附庸。汪曾祺渐老逢春，就有这么大的魄力——随手出神品，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