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将疑以创世
——一则小说的索隐图
“卡素朋”，一个角色。1984年6月23日到24日之间的深夜，这个角色在巴黎街头游荡，从圣马丁港（Porte Saint Martin）走到佛格区（Place des Vosges），然后招手拦了一辆计程车，对司机随口编了一个地址：“里榭克鲁路（Avenue Elis é e Reclus），七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卡素朋相信有一群邪恶如魔鬼的圣堂武士正在围捕追杀他；他必须赶快逃命。
把卡素朋这个角色（兼叙事者）装进《傅科摆》（Foucault' s Pendulum, 1988）里的昂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在《悠游小说林》（The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1994）里提到这样一段经历：《傅科摆》问世且造成轰动之后，一位读者写信质问艾柯：按照作者巨细靡遗所描写的卡素朋行游图，这个角色不可能不会注意到：他行经的路上有一处建筑物就在彼日彼时发生了一场火灾。既然不可能视而不见，何以在卡素朋的叙述中居然只字未提？艾柯的答复是巧妙而狡黠的：“也许基于某种神秘到连作者都不知道的原因，卡素朋没有叙述那次火灾。”这个等于没有答复的答复非但未曾回应“为什么卡素朋对火灾只字未提”的疑惑，甚至进一步让这个角色“更”像一个“真正的活人”，只是这个活人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对火灾没有反应。
一个最便捷而简易的仲裁可以是这样的：虽然在写作之前，艾柯（据他自己声称）曾经在同一条游荡路线上走过不下十数次——他甚还随身携带录音机，录下可供写作参考的声响材料，但是作者毕竟不够努力、不够用功、不够细腻周延到发现1984年6月23日深夜居然“真的”发生了一桩破坏小说写实程度的火灾。
可是，这不是唯一的仲裁。
如果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一书里的自道之辞所言不虚，则这位热心执迷的读者必然是参考了1984年6月24日的报纸，报纸的材料显然较为“可信”——起码在常识范围里，没有哪个记者会冒着砸掉饭碗的危险去捏造一次火灾的记录。然而，倘若这位读者其实根本就是个捏造者呢？换言之：根本没发生过什么火灾，只不过有这样一位艾柯迷十分巧妙且狡黠地运用艾柯惯用之捏造真实材料的技法开了艾柯一个玩笑，而艾柯却在未经复核巴黎旧报纸资料的情况下引用了这封玩笑信。或者——让我们把艾柯想像得更滑头一点：根本没有这样一位读者存在；艾柯只不过是在《悠游小说林》一书里开了自己一个玩笑，并且借由这个玩笑来阐述他对“标准读者”（the standard reader）和理想读者（the ideal reader）的论述而已。
信任能力测验
无论文论作者将读者分成哪些等级类别（治丝益棼的学院从业员还可以在“标准”和“理想”二词之上再冠以“次”字、“准”字、“超”字，无穷生法相），也无论读者是否拥有足够丰富的阅读训练、文化教养、想像能力、推理才智或者知识基础，小说永远在提供一项“信任能力的测验”；对小说一无采信或一无所疑者皆非小说可与言者。这项“信任能力的测验”也没有“信得多比较好”还是“疑得多比较好”这般速成的标准。我们只能先订立一个公理——axiom，一个当然的事实，毋须证明的预设，作为某一组推理、演绎系统的最初前提；这个公理是：不同的小说在测验不同的信任能力。
被戏弄的珍贵经验
1977年，我拥有了平生第一架135单眼照相机。Nicomat，机械快门。在一位熟练且极有耐心的半专业摄影师的引导之下，我学会如何采光、测速、取景、运用景深乃至冲印黑白底片的基本技术。挂着这架相机，我自觉颇能撷获一种认识台湾现实的感性形式。于是，从竹东的菜园、爷亨的梯田、雾峰的古厝、东港的渔村到兰屿的祭典，仿佛都成为一个年轻小说写作者得以浮掠求之、汲注纳之的疆场。在那个时期，我当然不会放过宜兰。那是黄春明的宜兰。
1974年出版的《锣》里收录了一篇黄春明的自序，序文前两段叙及作家有一次路过一个小镇，在市场的角落里，作家看见一个十岁左右、长着一只畸形手掌的丐童。几天之后，作家回到这镇上，十分惊讶地发现：原先摇曳着怪手乞钱的男童的手指上“彩了颜色”，“听说是一个喝醉酒的油漆工”为了替丐童广招徕而帮他刷上红、绿、白、蓝、黄五彩。黄春明接着如此写道：
从此我就留在这小镇。后来我认识了那个油漆工，他不喝醉酒的时候，是一个老实人。当然，我也认识了这个小男孩和其他镇上的人；像打锣的憨钦仔，全家生癣的江阿发，跟老木匠当学徒的阿仓，妓女梅子，广告的坤树。还有，还有附近小村子里的甘庚伯、老猫阿盛、青番公等。他们善良的心地，时时感动着我。我想。我不再漂泊浪游了。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如果我担心死后，其实这是多余的。这里也有一个可以舒适仰卧看天的墓地。老猫阿盛也都躺在这里哪。
我在1979年挂着相机走访宜兰，满心以为可以找到那个小镇——至少那个长着涂了漆的畸形手掌的丐童应该还在罢？结果我当然扑了个空。多年以后重读《锣》，我才知道黄春明动人的自序戏弄了我。在我试图捕捉认识的台湾现实里，从来不曾“真的”有过那样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
黄春明戏弄了我好几年。非常珍贵的几年。
因无知而创造出来的
在谈到那篇自序之前，我一定还被其他的小说戏弄过。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三国演义》的时候，我相信关云长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因为没有任何一张关公画像或雕像上显示他老人家换过其他颜色的战袍。（日后我逐渐明白）整个娴熟《三国》教养的文化机制都支持关公的红脸无法配合别的颜色的战袍是一桩不可骤解的神秘公案，我只能相信“关云长最喜欢绿色”。这一“相信”乃是基于没有自外于那个文化机制的选择；关公的红脸和绿袍是文化机制所使然的，可是“最喜欢的颜色”却出于一个小孩读者的发明。质言之：被戏弄的（不知可疑而误信的）读者创造了一个从未“真正”隶属于文本的意义：那个天生一张红脸的英雄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知可疑而误信“在宜兰某镇某市场的角落确有某畸手丐童”的这个经验显得弥足珍贵起来。这个经验让一个挂着相机试图认识台湾现实的年轻小说写作者在日后发现；自己之所以被戏弄乃是他把自序看得比故事可靠。把自序看得比故事可靠一如把画像或雕像上的绿袍关公想像成最喜欢绿色的英雄一样，一样是文化机制（包括阅读训练、历史教养、想像能力、推理才智和知识基础）所使然的缘故。但是，谁能说“被戏弄”没有乐趣、意义和价值呢？被戏弄的读者不是创造了一个角色（最喜欢绿色的英雄）以及一个世界（在这镇上的某市场的角落里确有某畸手丐童）吗？也就在因无知而认真相信那个小镇确乎存在的岁月里，一个虚拟出来的小镇（它既与黄春明出生的罗东无关也与宜兰县甚至任何一县的台湾小镇无涉）诞生了。在那架Nicomat照相机的观景窗里，我把对于这个小镇的想像和臆测全副倾注进去。从而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报道者或者摄影家，即使经过70年代中期以后蔚成风潮的乡土热的洗礼，我也不得不怀疑那些在暗房红灯照射下逐渐显影定相的照片可能早在我按动快门时已经被我自己的那个“虚拟出来的小镇”所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