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妄的执迷

——一则小说的疯人院

试图历数“疯狂”在文学史上的表现或意义这件事本身就很疯狂，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穷尽的课题，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码连现代人最庸俗的心理学常识都在提醒着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精神疾病。此一态度非但不会惹起惊恐，反而带来抚慰——既然每个人都有一点，则或多或少不成问题，从而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铭言也就失去了沉重的撞击力。他说：“人类必然会疯狂到这种地步，即使不疯狂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

一个熟练的小说读者在面对疯人情节的时候恐怕也会有相同的失重之感。正因为小说里曾经出现过太多的疯子（无论他们是狂暴的、褊躁的、忧郁的或愚蠢的，也无论他们是否经过诊断，抑或被诊断成什么样的病名），这些疯子却常是作家所属意的智者、仁者、勇者甚至圣者的化身。疯子在小说中遭受到的误解、歧视、欺侮、迫害越多，他们就越接近先知或上帝一些。反正基督已死，戈多未至，弥赛亚遥不可及，拯救遂成悬望，何妨与几个疯子作耍？

欧莲卡和安娜

托尔斯泰曾将契诃夫的《可爱的女人》列为“一年中的每日读物”之一，并为之写过一篇短评。托氏以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譬喻如此说明：“我在一个大厅里学过骑自行车，那大厅大到足够容纳一队士兵在里头操演。在大厅的另一头，有位小姐在看书。我想我得小心一点，千万别冲到她那边去才好，我就开始瞧着她。我一面瞧着她，一面却无意中离她越来越近；尽管她看出了危险的逼近，连忙闪开，我的车子还是冲到她身上，把她撞倒了——那就是，只因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的缘故，因此我反而做了跟我本意恰恰相反的事。”

这则譬喻的用意是：契诃夫原本想要谴责《可爱的女人》的女主人翁欧莲卡，可是作者“受了缪斯的感召，嘱咐他、命令他祝福，他果然就祝福了”，“他把诗人缜密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以后，却反而把她高高举起了”。

我私下以为托氏在不得不赞扬契诃夫的小说成就之余，刻意误会了（起码是渲染了）契诃夫对欧莲卡的处理动机——有可能是前辈作家在奖掖后进时“忍不能予”的扭捏与矜持，无足深论，因为契诃夫未必有“谴责”欧莲卡的“本意”。这个女人一嫁嫁给剧院经理，再嫁嫁给木材商，两度守寡之后又爱上了一个兽医，此人不久便随部队离开了她。多年以后兽医再回来时还携妻带子，欧莲卡再度（以大地之母的身姿）接纳了兽医，以及他的家人。这时满腹似水柔情、不择人皆可爱的欧莲卡又将她的爱全副倾注给兽医那十岁的儿子沙夏。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出现另一次死亡或分离，但是更大的悲哀也在这里——读者已确然得知：终其一生都必须为付出感情而活着的欧莲卡时时刻刻都活在即将失去所爱的恐惧之中。

契诃夫曾不止一次地处理“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的女人”（医生）、“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之间挣扎着的女人”（贞操），我们也许可以就这样的作品来推断作者对女人的“谴责”；然而在《可爱的女人》里，毋宁以为契诃夫超越了这个态度，而进入一个更巨大也更令契诃夫向往的主题：执迷。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差异便在这里。托氏倾向简约、质朴和纯净的道德洁癖使他不能不先据有一个谴责的动机作出发点，所以他也很难不推断契诃夫笔下的欧莲卡那种迅速将前夫抛向遗忘深渊的行径是作者“原本想要谴责”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托氏在自著的《安娜·卡列尼娜》（Anne Karenina, 1873—1877）中清醒地、有技巧地、细腻而繁复地提升了他对女主人翁的“谴责”。这个对婚姻不忠的女人非徒死得比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更有尊严，也更明确地从“背叛/被背叛”的情戏中挑战和揭发了上流社会虚矫礼教规范的薄弱假面。饶富深意的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前最后置身的场景——无礼的列车管理员放进一对故作高尚状、用法语侈言高论的夫妇到安娜的车厢里来。正当安娜开始思索：“我想不出一种可以不痛苦生活的处境。……我们全都是为了受苦而出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却都在想办法欺骗自己。在我们看见了事实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在安娜这么想着的同时，她听见那个装腔作势的可厌妇人说：“就是因此才给了人理性，以便逃避那使他烦恼的事情。”事实上，此刻的安娜根本不需要那妇人的建言，而她却在这句完全不是针对她而说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在下一站，她冲下铁道，算准距离，纵身跃入迎面驶来的两截车厢的轮子之间。

刺猬与蛆虫

19世纪70年代晚期，托氏历经了重大的精神危机。在1881年完成的《忏悔录》中，他以“激变”一词来宣示他和他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他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之决裂。这种决裂是不断持续成瘾的谴责；一旦启动便没完没了，不可收拾。是以到了1898年完成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中，他甚至表示：以前他所发表的许多杰作都只是“坏艺术”。从这一点看，托氏本人虽然声称他度过了精神危机，一步又一步接近他自觉理想的禁欲天堂，而“托尔斯泰主义”也成为世人摩挲其文学成就的道德圣袍，然而，他恐怕反而因此而成为精神病史上一个鲜明而独特的典型病例：在一个浑身长满谴责利针——且两端皆锐不可当——的刺猬眼中，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理性”大传统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契诃夫（一度曾罹患忧郁症）是不是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而试着理解他是如何走出“托尔斯泰主义”的。1891年，契诃夫已经完成了在他一生中具有转捩意义的库页岛（流刑岛）之旅，亲睹囚犯的生活之后顿悟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只是空言高论，这些东西往往不根据事实即已成立，但是“在俄国，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由托氏高贵的情操所主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谴责（包括无尽不休的自我否定）之于契诃夫，何异于另一种执迷？托氏追求简约、质朴和纯净的境界在现实中不得不摇身一变成为反对知识文化的累积，这在契诃夫而言，又何异于另一种谵妄（delirium）？在宣布“我再也不要作托尔斯泰主义者”、“不再为托尔斯泰的道德律所动”的同一篇文章里，契诃夫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