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第4/6页）
在这里，让我们重回本文稍早时设下的一个伏笔：金庸承认他写小说（按：指“改也改不回来”的《天龙八部》等）“结构是一个弱点”，并谓：“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金庸的辩护显然是将自己的作品托蔽于一个想像中的大传统之下，借由“共有而难免”彼一“结构松散”的“弱点”来承接那个传统。有趣的是：如何辨识那个传统和它的“弱点”呢？金庸的说法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对比；他说哈代、说狄更斯、说莫泊桑，还说这些西方作家作品“精彩的结构”“是我绝对及不上的”。我们无从也不必追究金庸所指的结构是小说的事件结构、叙述结构甚或治丝益棼的角色结构、符码结构、主题结构……我们只能假设：金庸把说话人书场里那种在胡适眼中毫无“布局”可言的松散放置在自己作品的行列之前，以及西方19世纪经典名作的对立面。的确，金庸的辩护让我们想起胡适，听见他“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的疾呼，嗅着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施放的气味并不纯粹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薰香。
再次提到胡适
如果胡适是一个纯粹一点的历史主义者，他应该清楚：企图将历史简化成一种演替模式其实已然违悖了认识历史的基本伦理。但是，胡适对这样的悖伦并不措意；他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这位历史主义者先驱那里继承过来的恐怕只是《人类历史哲学大纲》（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里那种对其他民族本土文化发展的关切和焦虑。赫尔德关心的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宰制所可能造成的、对后者之民族精神的打击，以及此一打击反过头来对全人类文化成长的伤害，这是赫尔德采集民谣、编制成书的底蕴。但是胡适从事古典小说考证、写作《白话文学史》（上卷）（1912—1918）的工作却萌芽于一个弱势民族如何迅速改变其劣等地位或体质的忧忡。正因为这份忧忡的巨大和沉重，遂让整个呼拥围绕着新文学运动的知识界观察历史、体验历史，以及重塑历史的行动偏出了狄尔泰（Wilheim Dilthey, 1833—1911）式将材料置入历史脉络中加以检验的方法论，而走上了染有实用色彩且明显倾进于目的论的相反的路子——他们投注大量的心血精力编写各种适合青年学子“快速浸润”（一个异化了的词）的“史”。固然，自晚清倡新式高等教育学堂伊始，一部部带有讲义性质的经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已森然出现，可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史著所代表的意义和所具备的功能已非昔比。胡适于1917年留美学成返北大任教，1918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反文言，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他同时还为那个撰写历史的书写活动添加了佐料。一方面，从他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那里，胡适移植来一套论题：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实验则是在环境内经过精心设计的改造。从而，历史书写不必然是还原过去生活的真相（虽然它不排斥这一点），却更可以在透过精心设计的书写之后，著史者已然重新解释了也改造了历史。《白话文学史》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另一方面，胡适未尝放松他扩大史著意义和功能的文化包袱，于是才有“以合传立体”喻小说这样的笔墨。
为侠立传
1923年1月间出版的《红杂志》第二十二期上隆重刊出一部由施济群评赞、不肖生撰写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第一回）。此作卷帙浩大计八十六回，洋洋近百万言。连载虽未每期刊出，但是大体上和它的读者圈维持了一个可以用“经年累月”称之的亲即关系。全书四十六回起转至同一书局新创的《红玫瑰》杂志续刊，甚至有借一连载而号召全刊读者的声势。在开篇之初，随文附评的施济群有相当多的笔墨分析、介绍甚至可以说吹捧此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时地提醒读者，不肖生的小说是在为一群侠立传。“作者欲写许多奇侠，正如一部廿四史。”“写柳迟状貌十分丑陋，而性质又极聪颖；其种种举动，已是一篇奇人小传。”（以上第一回后）“笑道人述金罗汉行状，仿佛封神传中人物。”“余初疑为诞，叩之向君（按：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然则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见，安能谬测天下恢奇事哉？”（第三回后）施氏除了强调《江湖奇侠传》隐然是一部可稽、可考、可索隐、有本事的、并不荒诞虚构的史传之外，更有这样的用语：“下半回在甘瘤子传中，忽而夹写桂武小传，乃作者行文变化处。”（第九回后）则是明明指出：书中所述者非一“角色众多的传奇”，而是诸多实有所本的侠的“合传”。倘若作者所述甚为离奇，读之令人不忍信其为实，评者更会这样覆案：“此回叙向乐山辫功事，颇奇特；读者或又疑为诞，唯余则深信之，并引一事以为证……（中略）由此观之，则练功及辫，亦技击家之常事，不可目为诞妄矣。”（第十三回后）这里面的评者为小说帮腔助阵之语即或未可深信，但是评者认为小说读者可能相信他的评语则是昭然若揭的；质言之：为了让《红杂志》读者成为《江湖奇侠传》这部武侠小说（传奇）的有效读者，他的说服方式是费尽唇舌为这部作品挣一个史传的身份，甚至不惜在评中为过分离奇的情节经营一段“事不孤立而可证”的互文。即令是六十年后的研究者在评及不肖生续作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时也不得不如此写道：“书中所写的人物如大刀王五、霍元甲、赵玉堂、山西老董、农劲荪、孙禄堂等，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所记载的事迹，十之八九也都是武术家们认可的。此书写法与《江湖奇侠传》相同，都是采取《儒林外史》式的结构，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集短篇而成长篇。”（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台北远流版）此话若是说在胡适口里，他想必会把《儒林外史》式的结构形容成“松散的结构”。然而讽刺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家却也打着史传的旗号向写实的需索缴交离奇的故事，他们甚至和文学出版工业的其他环节共谋（由媒体邀聘知名的文士评者），诱导读者相信武侠小说是“史”的一种形式。而这个文类所运用的叙述手段，却又来自胡适不止一次轻诋过的“没有布局”的《儒林外史》，一种胡适所反对的将不属于同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串联、拼凑在一部大“合传”中的技术。既离奇，且松散，它正是本文前引陈世骧先生所说的：“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