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第4/4页）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