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父亲母亲：相伴与分别（第4/5页）

朱莉娅说，偶尔，认识我父亲多年的一些人会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跟他通话，如果知道他生病了，他们还会询问他的近况。

“卓别林的一个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说，“是维多利亚。她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就是两个星期前的事。

“她有事来波士顿，就想顺道看看你父亲。我告诉她或许不行时，她就说想见见你母亲，并问是否可以带她吃顿午饭。你母亲接过电话，跟她聊了会儿，还问起她的姐妹们。你母亲说自己没精力打扮，也没力气出门去餐馆，维多利亚问是否可以就过来看望一下。我很希望你母亲答应，她却说自己觉得不太舒服，不能见客。听得出来，维多利亚非常失望。不过，她还是跟我说她完全理解。”

有一次，母亲告诉朱莉娅，她和父亲曾受邀前往瑞士，参加卓别林一个女儿的婚礼。母亲把那场婚礼的细枝末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

“她说，婚礼是在家中，而非在饭店举行。”朱莉娅说。

那是母亲第一次见到卓别林的女儿们，但直到今天，她对她们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

“你母亲说，其中一个女儿（她男朋友是名演员）17岁就离家出走了。她告诉我。那个女儿闹出这事时，卓别林先生非常生气，因为她还那么年轻（尽管卓别林结婚时，他的妻子也很年轻）。你是知道你母亲这人的。‘他活该！’我想，那个女儿应该就是维多利亚……[9]

“总之，你母亲不让她到公寓来让我觉得非常遗憾。我觉得，这对她一定有好处。我知道那姑娘非常喜欢她。”

和我一样，朱莉娅也相信，这都是我母亲的虚荣心在作怪。她每次到疗养院看望父亲，都要让朱莉娅陪她去科普利广场的一家店做头发。有时，她也会去附近的一家商场替自己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因为她要“出门了”。朱莉娅说母亲一直都很担心自己的样貌，因为她说过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魅力。

“你知道吗，朱莉娅，”母亲曾对她说，“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长大后觉得自己很丑的女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久以前，她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可我表示反对时，她却说我的意见不算数。

“你是我儿子。所有孩子都觉得他们的妈妈很漂亮。”

对此，她非常固执。

母亲去世后，据朱莉娅描述，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就宗教这个话题跟她展开过几次讨论。母亲问她关于信仰的问题，也会问她所去教堂的情况。朱莉娅跟我在她那个社区教书时遇到的很多母亲和祖母一样，是个虔诚的信徒；而我母亲的信仰则要显得犹疑和有限得多，她因此养成玩世不恭的性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几乎还没说过母亲对宗教的感觉或信念。至于我父亲，若直言不讳地说，他应该没有信念。对于传统宗教的种种教义，他向来反抗得十分激烈（回想一下，他哈佛的毕业论文题目正是《宗教与疯狂》）。

和母亲结婚（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小镇上举行了一场非宗教性的结婚典礼）后，两人虽然加入了犹太会堂，却只偶尔出席宗教仪式，有时是周五晚上，但大多还是在圣日。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继续留在犹太会堂，主要还是出于社会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屈从于礼貌”，不过，他应该也出于对他哥哥的尊重，因为他哥哥是该团体中的领军人物。

因此，各种混乱局面和明显矛盾当然是无法避免的。一连数年，父亲不仅每周都将我和姐姐送去教会学校一次，还在我举行受戒礼[10]前的一个夏天，雇人到家里教了我大约6周的希伯来语。但我依然觉得，这是社会压力迫使他做出的某种纠正性行为。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但我觉得，宗教并非他这么做的动机。

我想，如果祖母的信仰没有以那种深植于心的方式传递给他，他对宗教的态度或许会大不相同。祖母在将自己的信仰传递给我的时候，至少是富于感情的；而据父亲描述，她传递给他的，却“是对其毫无意义的大量规则和可怕威胁”。进入大学后，他便彻底拒绝了母亲灌输的那套思想。然而，我读大学时，经常在祖母（我叫她“布比”）家消磨掉的那些晚上，祖母却是以一种少了训诫意味、多了几分个人感悟的方式向我传递她的宗教信仰。可以说，这跟她传递给父亲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在疗养院时，他说起祖母的样子，仿佛祖母依然在世一般——但他也很怕她。他叫她“总司令”，并说若是有犹太人违反她遵循的那些生活准则，她就会变成一个“无比可怕的人”。（父亲告诉我，有一天晚上，祖母走进一家中餐馆，发现跟她同一教会的某个人正在吃排骨、大虾和米饭，她立刻端起那人的盘子，把“所有食物都倒在了他身上”。）

岁月让祖母采用了一种与对待其同辈人或自己子女不同的方式，来更成熟而宽容地对待我这个不严守教规的孙子。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桩幸事。在她生命中的这个时刻，她对万事万物的态度都已温柔宽容了起来。

父亲对宗教的抗拒心理，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和半分；而我母亲独立而尖锐的个性却让她对宗教有了独到的见解。她常常对我说，她信仰的上帝，并非某个让摩西站在山顶传下一套戒律、可以想象出的实体（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种超验之力，某种道德上的，或许十分模糊的抽象实体。她还说，她也相信人类的存在是有道德因素的。她钦佩所有相信这点，并用自己的生活证明该信念的人。

年近98岁的她开始不断地追问我在纽约的一个密友兼同事，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我那位朋友名叫玛莎·欧弗罗尔，是个圣公会牧师，服务于同样穷困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我也跟该区的孩子们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在一本名为《天赐恩宠》（Amazing Grace）的书中，详细描述过玛莎·欧弗罗尔。朱莉娅曾给母亲读过这本书。玛莎对那里孩子的无私奉献让我母亲肃然起敬。她还问过我，有朝一日，是否能让她见见这位牧师。如今，玛莎已经来到马萨诸塞州。然后，在那次著名的“回归田园”运动中，她找机会来到公寓结识了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