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八章 论父子情 致徳·埃斯蒂萨克夫人（第2/5页）

一个父亲只是因为孩子对他有所求而爱他——若这也称为爱的话——也是够惨的了。

应该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贵重物质成了灰也有其价值，德高者的遗骸我们一向对之敬重异常。一个人一生光明磊落，到了晚年也不会成为真正的老朽，他依然受到尊敬，尤其受到他的儿辈的尊敬，要他们的内心不忘责任，只有通过理智来教导，而不是以物质相诱惑，也不能以粗暴相要挟。

他以为建立在暴力上的权威，比与爱心相连的权威，更受人尊敬，更牢固；至少以我来说，这样的人大错特错[2]。

——泰伦斯

训练一颗温柔的心灵向往荣誉和自由，我反对在教育中有任何粗暴对待。在强制性行为中总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奴役意味；我的看法是：不能用理智、谨慎和计谋来完成的事，也无法用强力来完成。

我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他们告诉我小时候只挨过两次鞭打，都是轻轻的。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还在襁褓中就死去了。唯有我的女儿莱奥诺逃过这个厄运，她已六岁多，无论教育她还是惩罚她的童年错误，母亲都轻声轻气谆谆教导。当我感到失望时，总是其他许多原因失误，而不能怪罪于我的教育方法，我相信我的方法是正确和合乎天性的。

我对男孩的教育还要细致，男孩天性不易屈居人下，更加追求豪放；我喜欢他们头脑机灵，心地坦诚。我看到鞭打是产生不了效果的，不是使心灵更加孱弱便是更加冥顽不化。

我们不是愿意得到孩子的爱吗？我们不是愿意他们不要祈祷我们早死吗？（当然这种可恶的祈祷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原谅的：“任何罪恶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上的[3]。”）那么在我们力能所及的范围内理性地协助他们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些，我们不能结婚太早，使我们的年龄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大。因为这个弊病会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这话特别是针对贵族而言的，贵族悠闲自在，——像大家说的——靠年金过日子。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依靠收入，家庭需要许多的子女维持，子女也是发财致富的新工具和手段。

我在三十三岁时结婚，我同意三十五岁最佳，据说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柏拉图不主张在三十岁前结婚；他也有理由嘲笑那些在五十五岁后才想到结婚的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不值得糟蹋粮食，不配生活。

泰利斯提出真正的限制年龄，他的母亲催他成亲，他还年轻时回答说还不到时候；他到了年纪时又说过了时候。对一桩不适当的事总找不到适当的时间。古代高卢人[4]认为，在二十岁以前跟女人发生关系是绝对要谴责的，还特地嘱咐男人，他们是为战争而培育的，在成年以前要保持童贞，尤其跟女人睡觉会消蚀勇气和变得心猿意马。

那时他与年轻妻子结合，高高兴兴生儿育女，他当父亲，当丈夫，丧失了昔日的勇气[5]。

——塔索

希腊历史记载，耶唐·塔桑丁、克里索、阿斯蒂吕斯、狄奥蓬布斯和其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角力场竞技和其他锻炼，他们在整个时期避免一切房事。

突尼斯国王穆莱·哈桑，是由查理五世皇帝扶上王位的，他责怪父亲念念不忘他的妻妾，说他是懦夫，女人腔，生育机器。

在西班牙印第安人的某些国家里，男人要到四十岁才允许结婚，而女人在十岁就可以成亲。

一位贵族到了三十五岁，还没到时间把位子让给二十岁的儿子，他自己还要随军出征和侍奉朝廷。他需要财产，应该留下一部分，不能因别人而忘了自己。父亲们平时嘴上常挂了这句话，用在这样的人身上是很得体的：“我不愿意在躺下以前给人剥光了衣服。”

但是一个年迈多病的父亲，虚弱不堪，已不参加社交，空自守着一大笔财富不放，对自己对家里人都是不利的。他若明白事理，应该适时脱了衣服去躺下：他不要脱到衬衣，可以留下一件温暖的睡袍；其余一切用不着的浮财，要心甘情愿地分送给按血缘情分应该占有的人。

他让他们占有大自然剥夺他享用的东西，这是应该的；不然无疑会引起恶意和嫉妒。查理五世平生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从古代国王那里懂得了这个道理：当皇袍压在身上太重而妨碍行动时，就要听从理智脱下来；当两腿搬不动时，就要躺下来。当他感到内心缺乏决断和力量，已不能像全盛时代那样处理国事时，他就把他的治国方略、威望和权力转交给他的儿子。

你若是一个明智的人，及时取下你那匹老马的笼头，不要跑到后来马失前蹄，跌倒在地，成为笑柄[6]。

——贺拉斯

不及早有自知之明，不感到岁月不饶人，会使身体与灵魂两方面都受到极度的摧残（灵魂与身体是对等的，有时灵魂更占一半以上），这样的错误使世上多少伟人身败名裂。我从前见过，还熟悉一些有声望的人物，他们在美好的年代声名远播，然而曾几何时英名迅速殒落。为了他们的荣誉，我多么愿意向他们进一言，文治武功已不是他们所能参与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隐享受清福。

从前我经常出入一家贵族门第，他晚年丧偶，但是并不老态龙钟。他有好几个待嫁的女儿，一个将要踏进社会的儿子；他家有许多意外的支出和访客，他对此很少感兴趣，不但要考虑节省开支，还因年岁的关系要过一种与我们相差很远的生活。有一天我像平常那样大胆跟他说不妨给年轻人让位，把他的住宅（他也只有这幢房子宜于居住）留给他的儿子，自己搬到附近的庄园去安身，那儿没有人来搅乱他的休息；鉴于他的孩子的情况，不这样他无法不受大家的打扰。他后来听从我的话，一直过得很好。

这并不是说作出这样的允诺后就不可收回。现在我巳垂垂老矣，让我的子女享用我的房屋和财产，但是一且他们让我有理由反悔的话，我有这样做的自由。我让他们使用我的房屋，因为这对我已不必要，但是我对总的事务——只要我乐意——还保留一种权威；因为提携子女管理家务，在有生之年督促他们的行为，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劝告和意见，亲眼目睹他的后人如何继承家门的光荣和传统，对他们未来的作为寄予希望，这对一位老父来说是多么大的慰藉。

也鉴于如此，我不愿离开我的子女，我愿意就近观察他们，根据健康的情况分享他们的欢乐和节日。我若不生活在他们中间（比如我年高多愁，疾病缠身，不可能不使大家扫兴，也影响和改变我自己的生活起居规律），至少借我的房子的一角，住在他们附近，一切不必讲究，但求实惠。不像我在前几年见到的普瓦蒂埃的圣希莱尔教长，生了抑郁症感到极度孤独，我去过他的房间，他已有二十二年没有走出门槛一步；其实除了风湿病影响他的胃以外，行动完全自由和正常。每星期仅一次他允许别人进去看他，他总是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里，除了一个仆人一天一次带食物给他，进来出去也从不作逗留。他的生活就是室内散步和阅读（因为他还懂得文学），一心一意要悄悄地离开人世，不久以后的确也是这样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