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费正清、费慰梅(第2/3页)

这八个孩子士气很高,心地单纯,对我们的国家和这场战争抱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他们的身体都健康得叫人羡慕。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在需要时能够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个个都沉默寡言。

不知怎么,他们都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依恋着我们。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亲情。他们来看我们或给我们写信,好像是他们的家里人。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线,有的则在昆明保卫着我们的生命。有一位我告诉过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别可爱。最近决定要结婚了。不要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会怎样。我们就是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1941年8月,蛰居川西小镇李庄的林徽因眼见大队日机凌空飞过——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金岳霖附言: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地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个搞混。

梁思成在信的末尾写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梁早年因车祸脊椎受伤,一直穿着协和医院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1月林徽因自重庆致信费正清——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觉察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十一

1946年2月,林徽因带病重访昆明。当时费慰梅在重庆美国使馆新闻处工作,林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件总算彻底实现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但并非最不关重要的,是和我的老朋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 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后一件我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得以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困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对张奚若为她安排的住处唐家花园,林徽因描述道——

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这是我在这所新房子里的第十天。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把它们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

如果我和老金能创作出合适的台词,我敢说这真能成为一出精彩戏剧的布景。但是此刻他正背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他的遮阳帽,坐在一个小圆桌旁专心写作。

这里的海拔或是什么别的对我非常不利,弄得我喘不过气来,常觉得好像刚刚跑了几英里。所以我只能比在李庄时还更多地静养。他们不让我多说话,尽管我还有不少话要说。可是这样的“谈话”真有点辜负了那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