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绿光往事 新村如何成为古都（第3/4页）

坐在礼堂里，在哀乐缭绕中，我忍不住低下头想，台湾究竟该旧还是该新？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台湾该「守旧」还是「创新」？从前这个题目容易回答，但今天这个问题可就难了，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得来不易，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已经拥有的东西。这个问题放到中兴新村来，我们应该怎么想？

中兴新村的建造理由与建造哲学是过去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可能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和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去对付某一个存在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再可能建造另一个「新村」了。但已经逐渐古老的「新村」怎么办？我们要拿中兴新村怎么办呢…？

我想起朱天心小说《古都》里的台北，一个恣意破坏记忆的城市，叫人想让记忆驻足流连也难。事实上，何止是台北，你回到台湾任何一个你成长的城市乡镇，你都会发现找不到昔日的故厝（已经拆掉了），甚至找不到昔日的街道（已经拓宽改建了），你可能也找不到旧日的学校或校舍、古庙或庙前的老榕树…，那些做为你记忆座标的足迹碑痕都已流转变换，你忍不住要问：「这是哪里？」甚至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过」。

比较起来，至少朱天心在小说中找到「对照组」是日本的京都，京都相对就是沉静安稳的存在，我们蜉蝣般的生命虽然不能丈量「千年古都」的意义，不过年复一年你重游旧地，发现古庙还在此，老树还在彼，百年老店也还在营业，你的心情因而是安定的。

但我这个「社会科学」的学习生，很快地就找到「同情」台北的理由，一种也许我可以称为城市的「社会动力学」。在我想，台北很难成为古都，是因为它还很「有用」，每天还在发展，而发展就是变化，发展就是破坏，它很难不成为一个破坏记忆的城市。只有一个城市「过去的地位」比现在重要，比未来重要，它才能有一部分「没有用」，它才能成为一个，唉，所谓的「古都」。我说的确实就是台南或鹿港那样的例子，它们过去曾经极重要，如今因为某种缘故不再撑得起原有的架构，台南不再是行政中心，鹿港不再是集货商港，它们原有的发展动能停住了，因而「变成」古都。

也就是说，包括日本京都在内，古都大多不是「自愿的」，它们大部分是被历史前进路线「遗弃」，失去了变新的动能（也就是使用的功能），它们就停在那里，时间冻结，成为某一种「过去时刻的胶囊」，也就是所谓的「古都」。只要给任何「古都」再度发展的动能，譬如苏州变成高新科技园区的例子，地产开发商就会像「使有机物腐败的细菌」一样，让你的城市立刻变了样，你得要费尽千辛万苦的力气，才能免于记忆被完全抹煞。我所说的「千辛万苦」，指的就是今天的欧洲各国，为了保存古城或古城区，他们必须拥有众多深知历史资产意义的居民，愿意为共同的文化遗产牺牲许多发展的机会，更必须放弃种种更动古迹与文物的自由，才能换来「主动的」（也就是「自愿的」）某种可以留住记忆的古城。

中兴新村就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轨迹「遗弃」了的城市，它的动能突然间随着「冻省」而「冻结」了，时间往前走，台湾社会其它城市乡镇也都往前滚动，只有它留在原地，安静而且安定，变成了，呃，一种「古都」。

昨天还是全新起造的「新村」，今天就变成缓缓老去的「古都」，历史进程有时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

但感伤有什么好处？我反而还庆幸台湾凭空掉下来一个「古都」呢。现在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如何保护、保存一个古都的时候吗？

把中兴新村变成一个「现地博物馆」如何？这片占地广大、建设完整、充满独特经验的「古都」，是让我们看见城市如何由某种意志而生，又因某种意志而死的「田野实证」，它可以成为一个未来研究学习、体会理解的「完整个案」，在知识上的意义是不得了的。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中兴新村」代表的国民党霸权时期的回忆，更看不顺眼它缺少政治正确的「台味」（要说台湾的Chinatown，中兴新村比台北市更有资格），但让我们宽阔大方一些，政治上台湾人早就得胜了，如今没有台湾人的「庇护」（blessing），没有人可以当选总统的，台湾人已经当家做主了，任何在台湾发生过的事现在全成我们的「文化资产」（不再是悲情记忆），昔日留下的孔庙是这样的意思，今日保留中兴新村也是这样的意思（千万别改它的路名、楼名，也不要拆掉那些如今看起来颇为尴尬的各种铜像）。

新村已经「古老」，我们要如何保留它的「古老」，而不至于「毁坏」？我们又要如何让它可以生活，可以观光，但又时间停止，不要再有变化？这当然都是颇有挑战的课题，台湾学习做一个有教养的国家，这样的课题绝对不可或缺…。

唉，我本来返乡参加姨丈的葬礼，为什么脑筋不肯休息，想起一座城市的生与死呢？

也许是我这位「外省亲戚」带给我的感慨，他诚实平凡的一生受到大时代的浪潮冲刷，也许一直有着「此身非我有」的沧桑之感，他曾经寄身在「反共基地」里一个奇特的「乌何有之乡」，无法回家，却在此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员。他在这里慢慢重建起家乡的「滋味」（用台湾的食材做出记忆中家乡的菜肴），重建「家族法统」（一张红纸的祖宗牌位，以及他所相信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他在这里接受了民主的洗礼，眼睁睁看着国民党的垮台（以及变成面目全非的「台湾国民党」），最后他更终老于此，也葬身于此，他和蒋经国或马英九一样，「也是台湾人了」。

中兴新村，诉说的就是几十万流亡台湾各式各样的外省人故事，它像是个超大型「眷村」，但和眷村又不相同，它不是军队的文化，而是公务员的文化。中兴新村鲜少目不识丁的老粗，居住者大部分颇有文化与教养，但他们大部分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是在官僚体制基层讨生活的人，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是他们的选择，但在那个战乱流离的时代，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

我的四姨丈走了，和他同时代的流亡朋友也纷纷走了，还没走的也很老了，我在葬礼上看到许多哀戚的老人，那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葬礼中的年轻人很少，冻省之后的中兴新村，连新一代的公务人员都很少了，现在这里是「人口移出」的地方了，和我的农村家乡一样，新血不会再来这样的地方了，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姨丈的时代和中兴新村的时代，都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