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第4/10页）

“可是，奇怪，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是孤独的。”

真有点让人惊讶！不过，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在高中，他又傻劲大发，办了一个杂志叫《鹿苑》。杂志后来又垮了，好在没赔钱，父亲再没有第二个戒指了。

跟女孩子在一起，他总是十分有自信地告诉人家：

“你不会后悔的，我将来总会有出息的！”

倒也不是骗人，他一直就这样相信。他相信自己冲得过去，他也相信，这社会是一个公平广阔的跑场。

他第一次自己存钱去买一本书，花了三十几块，书名叫《飘》，他把它连看三遍。

“我得到两个东西，到今天还受用，第一，是爱土地的那份真情；第二，我也相信‘明天还是有希望的’。”

“对书里的人物塑造呢？”

“也喜欢，我喜欢人物有强烈性格，人到底还是宇宙的中心。——我也喜欢沃特·迪斯尼，”他补充，“他把世界美化了，不是我不写实，但是你如果对‘实’看得更深，你就知道，它并不是那么丑陋的。”

“我从小就穷，可是，奇怪，我就是不恨这个社会，”他说，“帮助我的人太多了，譬如明明没有钱交学费，就是有人替我出了。

“整个来讲，我佩服老一辈，譬如在传播界，有人骂老一辈黑，可是，我看年轻一辈更黑，因为生活更糜烂，物质欲望更高，想拿的钱就更多，老一辈还给我们些机会，我们舍得给下一代机会吗？我小时候跟一个姓邱的朋友很要好，成天窝在他家，不时在他家吃，在他家睡，他母亲不但不嫌我，还带我跟她儿子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我现在想想，如果我儿子成天带个同学来吃来睡，我烦不烦？这样一想，我对老一辈的厚道、不现实，还是佩服的。还有些年轻人专搞些代沟题材，我自己讨厌这种题材，我只知道我的父母给我的是完整的爱，我只知道我的师长对我是全心的期望。

“我记得我读到大学了，还在‘立法院’的‘康园’吃人家的剩饭，许多委员都知道这件事。但不管父亲多穷，不管他混到退休也只是‘立法院’的工友，我都尊敬他，我爱他那种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作风。有一次吴延环委员对我说：

“‘你就是老黄的儿子吗？你有今天，完全是因为你爸爸人好，修来的。’

“我完全相信他那句话，无论如何，你笑我浅薄幼稚也好，你笑我是一个单纯的基督徒也好，我相信人间是温暖的，我相信坚持原则是可以做出成果来的，我相信两代之间——在家里或者社会里——是可以有和谐有了解的。”

“你们戏剧的同学后来都怎么样了？”

“后来，大部分从商了，小部分教书了，班上真搞戏剧的只我一个——孙国旭也是我同班的，他在华视，不算搞戏，不过总算在传播界。这也没办法，联考进来的，念戏剧系文武两样全来不了，武的，我指的是做演员，去演；文的是编剧、导演……两样如果都不行，怎么办呢？

“念大学要靠上课听教授讲而得到些什么，太难了，有的教授一个劲地抄英文笔记，有的破口大骂我们不配学戏剧，下了课，同学只有一个感觉，我们算全是婊子养的，不是人，我们什么都没得混的……

“可是，也有好的老师，像李曼瑰，她耐心地就着我们的程度来教我们，我这一辈子遵行着她的一句话：‘不要投机取巧，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慢慢来。’她死的前一年，我导她写的戏，我的胆子大，跟她说，老师这里要改成这样，那里要改成那样，她都纵容地答应了。我导演，要用什么手法，她都赞成，我很幸运总是会遇见好老师。

“自己看书，收获反而很多，不过我这个人从小脾气拗，我老是爱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学校里说，舞台分六区，中间的位置是帝王的位置，两边呢，是阴谋的区域，难道非这样不可吗？为什么？不这样不行吗？舞台不是可以成为无数个区吗？不是也可能只有一个区域吗？我这样想着，探索着，也就搞出一套自己的想法……”

二十五岁，有一天，他骑着破脚踏车，穿件短裤，就上准岳母家去求婚了。

岳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倒是看中了他的鼻子，他从小的绰号叫“大鼻子”，据说大鼻子是主富贵的，他万分感激发明这种说法的相士。岳父是银行家，他也无可无不可的，只说：“你们反正还不是都讲好了。”

结婚好几年，他们一直叫他“傻女婿”。

除了结婚，他一辈子没再穿过西装。忽有一天接到通知，要他“服装整齐”去领“‘教育部’的文艺奖章”，他慌忙去找大舅子借了领带，又找小舅子借了西装，穿好，上台领奖了，然后又急忙脱了，让物归原主。

“我一毕业先教了一年书，教美术，我还是个不错的老师呢！后来要结婚，就到台北来了。先在信义宗的传播机构做事，后来又在光启社学了剪接和冲洗，然后就到了台视，名分是演员管理，做的是企划，也做了半年场务，到《玉钗盟》才做了个‘现场指导’（类似副导），到《伐纣》，算是真的做导播了。

“我其实是一个很含忍的人，我的理想达不到，别人不照我的办法做，没关系，我还是做，我服从既有的制度，我遵循命令，但我‘偷偷的’把事情用我自己的办法做得更好了一点，让人看见，然后说：‘你看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方让了一点步，我下回再多走一点，我不像那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言不合，拍了桌子就走，那种人，一件事也做不成，最后只剩下一肚子理想。

“我的身体并不好，小时候得过肺病，虽然结了疤，但如果太累，疤就会又张开来，我曾经三次吐血住院，我以为我完了。但我总算又爬起来，而且一旦病好，一定又重新坚持‘交给我的事，我会全力去办’。别人说‘黄以功的品质，有一定的水准’，别人说，‘他的东西可以信赖’，我觉得就是无上的报偿了。《秋水长天》那次，公司忽然想起来，给了我三万奖金，我很感动，觉得那是三百万。

“我在公司里对老一辈的演员像曹健、张冰玉、傅碧辉这些人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我总是叫他们叔叔、阿姨，而他们，只要在工作时，他们也一定叫我导播，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尊敬他们没别的，是因为他们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戏剧尽力。他们呢，也自自然然地把我当晚辈来爱护。”

“你跟演员一向都处得那么好吗？”

“不，刚去台视的时候还大骂过两个，一个是白嘉莉，一个是王孙，没想到骂完不久，倒又成为好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