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第5/10页）

“演员跟着我也很苦，我喜欢出外景，一会儿鹿港，一会儿淡水，演员跑到中部南部，累得要死，公司只多发一百八十元一天，谁爱出外景？可是因为是我请他们去的，他们也就不说话，出来了。像萧芳芳、胡茵梦这种演员，也规规矩矩拿一样多的钱而没有暗盘。光看萧芳芳带二十几种药瓶跟着我跑，就已经够令人感动的。跟胡茵梦合作也很愉快，有人说她拍戏是‘迟到大王’，一迟居然五六小时，跟我拍《碧海情涛》，她差不多不迟到了，万一迟了，也顶多只迟半小时，演起戏来也认真。我一向看不起砸杯子的导演，作威作福有什么用？权威是建立在作品上的，不是建立在拍桌子骂人上的。我其实有时也生气，但是我顶多生自己的闷气，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光是生气谁都会，用不着做导演的来生！

“‘新闻局’办什么‘演艺人员研习会’，其实我倒觉得该去接受讲习的是导演和其他电视电影的制片以及工作人员，‘什么人玩什么鸟’，导演这么烂，他还能造就出什么样的演员，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

“你对电视的这套看法、这套体系是从哪里来的？”

“有两个来源，第一是舞台工作给我的刺激，我是正式戏剧系毕业的，当然不能忘情舞台，我一直在导着张晓风的、李曼瑰的、姚一苇的和王祯和的戏（有机会，我很希望再导一个希腊悲剧）。许多年前，我导张晓风的《武陵人》，忽然，我开始想：‘什么是现代？’古典的东西是需要现代注释的，而电视应该是最现代的东西了。在电视里，现在人想要看现代东西。光做一个处理悲欢离合的情节的导演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这个对手太小，太没有挑战性，所以我要在我的戏里放进一点意念。我不要跟现代人脱节，不管古装时装，经过我的处理，我总要留下一点现代人的再思，譬如说我做《伐纣》，就把纣王处理成一个神经质的人；譬如说，《秋水长天》，我要让演员‘以不演戏为演戏’。我要让人觉得那些人是现代的人，是现代的、在我们周围生活着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个老外跟我聊出来的。那是五年半以前，我去香港，指导一个团体演晓风的《和氏璧》，有个老外跟我说：‘你们这边也搞京剧，他们那边也搞京剧。京剧是你们的好东西没错，但是究竟在两个不同的体下，所产生出来的戏剧和艺术是什么——我们想知道。’奇怪我去年夏天跟艺术团访美演出的时候，在亚特兰大碰到一位对中国、对莎士比亚都深有研究的布朗博士，他也跟我说同样的话。

“有人认为我的戏剧味很淡，是泥土的，是亲切有人情味的，像茶，可以慢慢品尝，看得出来是我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不从情节入手，我有时想到乌坵，我要把乌坵的生活带到观众的生活里，故事和情节反而是次要的了，那里面有报道、有参与、有分享，它不仅仅是‘电视剧’！”

“如果，现在有一个戏剧系的毕业生，也跟你当年一样，不靠关系，不拍马屁，埋着头一直干，你认为他仍然有希望出头吗？”

“我相信他一定出得了头——但，也可能，他比我还要努力一倍，毕竟，我很幸运，爱护我的人太多了。不过，要在台湾这种地方出名，也真的很容易。”

“听说你在台视官拜副组长？”

“嘿，一个小官嘛，我其实不适合做行政，我哪里会做官，但我接受了，我想站在这个职位上，也许，可以提拔比我更年轻的人。”

去年夏天，六月酷暑，他在菲律宾替一些华侨导一个清唱剧《中华魂》。华侨社会中的保守很令他吃惊，他一方面说服主事人采用一些抽象艺术的表达方法，一方面又把台北艺术团手制的戏服搬借过去，免得他们去租用亮片闪闪的古装。他甚至还跟年轻一辈大盖了一顿：

“怎么搞的，你们这里的年轻人怎么这么萎缩呢？为什么只听说：‘他的爸爸是某某人。’我告诉你们，在台湾，我们出头的都是年轻人，我们说：‘他的儿子是某某人！’”

跟艺术团的表演队伍从法国坐船渡海到英国，他好奇地想从一面大玻璃里望风景，但玻璃脏了！他擦干净一小块，够自己看了，想想又觉不妥，干脆把整片大玻璃都擦了，让大家都看得到，同船的老外拍起手来喝彩，他表演式地鞠了一躬说：“我是台湾来的！”

他其实想擦亮更大的一片玻璃，在荧光幕上，或在舞台上，好把更大的更清晰的风景给大家看——他觉得导演就是一个擦亮玻璃的人。

“你最近计划要干什么？”

“最近想为台视策划一个比较高水准的单元剧系列。”

“比较远的将来想干什么？”

“想干电影，我渐渐对表演有更多的心得了，电影不是投机事业，不容易沽名钓誉。而且它跟年龄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不怕太晚投身，反正到时候我会做出点东西来。”

（听他那话令人有点担心，他这人一向的缺点是“摸”，“慢”，“你急他不急”，虽然到时候东西并没有延误，但不免令性急的合作者心脏衰弱，不知道他所谓的未来计划会令人等多久？）

“最近会搞电影吗？”

“会弄一个小的，是义务的，帮教会做的，题材很现成，是拍温梅桂，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山胞传教士。”

“不过，不管我干什么事，跟什么人合作，我一定会找个难缠的对手，”他兴冲冲地说，“平凡的对手，你赢了心里也不快乐。厉害的对手就不然，你就算输了都划得来，因为你已经获得了经验。我以前导晓风的戏，人家说难导，我不怕，因为这就譬如下象棋，对方很凶，一步棋下来好像要将了你的军，可是，你的好棋在这时候也就逼出来了，对不对？反正，从小到大，我这一点一直没改变，我将来不管干什么，都会这样做——找个比我更高大的对手，然后，打赢它！”

望着他头上那个不明显的小疤，你不由得要相信，他的确会找一个强大的对手，并且打它一场漂亮的硬仗。

行道树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它们是已经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天，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我沿着人行道走着，在穿梭的人群中，听自己寂寞的足音，我又看到它们，忽然，我发现，在树的世界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

我安静地站住，试着去理解它们所说的一则故事：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唯一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