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口旧事

——《琴和箫》代序

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到同口小学教书的。去以前,我在老家失业闲住。有一天,县邮政局送来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和侯士珍写的。信中说:已经给我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开学在即,希望立刻赴保定。并说上次来信,寄我父亲店铺,因地址不确被退回,现从同学录查到我的籍贯。我于见信之次日,先到安国,告知父亲,又次日雇骡车赴保定,住在南关一小店内。当晚见到黄侯二同学。黄即拉我到娱乐场所一游,要我请客。在保定住了两日,即同侯和他的妻子,还有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员,雇了一辆大车到同口。侯的职务是这个小学的教务主任,他的妻子和那两位女性,在同村女子小学教书。

黄振宗是我初中时同班,保定旧家子弟,长得白皙漂亮,人亦聪明。在学校时,常演话剧饰女角,文章写得也不错,有时在校刊发表。并能演说,有一次,张继到我校讲演,讲毕,黄即上台,大加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纸,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当时我正埋头在报纸文学副刊和社会科学的杂志里。有一种叫《读书杂志》,每期都很厚,占去不少时间。他毕业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住在西安门外一家公寓里面,我在东城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常见面。他那时好喝酒,讲名士风流,有时喝醉了,居然躺在大街上,我们只好把他拉起来。大学没有毕业,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学教国文,风流如故,除经常去妓院,还结交天华商场说大鼓书的一位女艺人。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冬季,李公朴到边区参观,黄是他的秘书,骑着瞎了一只眼的日本大洋马,走在李公朴的前面。在通讯社我和他见了面。那时不知李公朴来意,机关颇有戒心,他也没有和我多谈。我见他口袋里插的钢笔不错,很想要了他的,以为他回到大后方,钢笔有的是。他却不肯给。下午,我到他的驻地看望他,他却自动把钢笔给了我。以后就没有见过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只是在一个京剧的演出广告上,见到他的笔名,好像是编剧。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总感觉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体质不好,又很放纵。至于他当初不肯给我钢笔,那不能算吝啬,正如太平年月,千金之子,肥马轻裘之赠,不能算作慷慨一样。那时物质条件困难,为一支蘸水钢笔尖,或一个不漏水的空墨水瓶,也发生过争吵、争夺。

侯士珍,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校时,任平民学校校长,与一女生恋爱结婚。毕业后,由育德中学校方介绍到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当职员。后又到南方从军,不久回保定,失业,募捐办一小报。记得一年暑假,我们同住在育德中学的小招待楼里,他时常给我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到同口小学后,他兼音乐课和体操课。他在校外租了一间房,闲时就和同事们打小牌。他精于牌术,赢一些钱,补助家用。我是一次也没有参加过的。我住在校内,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小贩态度庄严,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抗日以后,这位书贩,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使我想起,当时在我的屋子里,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侯在同口有了一个女孩,要我给起个名儿,我查了查字典,取了“茜茜”二字。侯为人聪明外露,善于交际,读书不求甚解,好弄一些小权术,颇得校长信任。一天夜里,有人在院中贴了一张大传单,说侯是共产党。侯说是姓陈的训育主任陷害他,要求校长召集会议,声称有姓陈的就没有姓侯的。我忘记校长是怎样处置这个事件的,好像是谁也没有离开吧。不知为什么,我当时颇有些不相信是那位姓陈的干的,倒觉得是侯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权谋。不久,学校也就放暑假,卢沟桥事变也发生了。暑假以后,因为天下大乱,家乡又发了大水,我就没有到学校去。侯在同口、冯村一带,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成立河北游击军,侯当了政治部主任。听说他扣押了同口二班的一个地主,随军带着,勒索军饷。冬季,由我县抗日政府转来侯的一封信,叫我去肃宁看看。家里不放心,叫堂弟同我去。我在安平县城,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新收编的杨团长的队伍去。杨系土匪出身,队伍更不堪言,长袍、袖手、无枪者甚众。杨团长给了我一匹马。一路上队伍散漫无章,至晚才到了肃宁,其实只有七十里路。司令部有令:杨团暂住城外。我只好只身进城,被城门岗兵用刺刀格住。经联系,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刘科长。很晚才见到侯。那时的肃宁城内大街,灯火明亮,人来人往,抗日队伍歌声雄壮,饭铺酒馆,家家客满,锅勺相击,人声喧腾。侯同他的爱人带着茜茜,住在一家地主很深的宅子里,他把盒子枪上好子弹,放在身边。第二天,他对我说,“这里太乱,你不习惯。”正好有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一辆卡车,要回安国,他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把我带去。上车时风很大,他又去取了一件旧羊皮军大衣,叫我路上御寒。到了安国,我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天,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驻扎安平一带,我参加了抗日工作。一天,侯同家属、警卫,骑着肥壮高大的马匹来到安平,说是要调到山里学习,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侯没有谈什么,他的妻子精神有些不佳。一九三九年,我调到山里,不久就听说,侯因政治问题,已经不在人间。详细情形,谁也说不清楚。今年,有另一位中学同学的女儿从保定来,是为她的父亲谋求平反的。说侯的妻子女儿,也都不在了。他的内弟刘韵波,是在晋东南抗日战场上牺牲的。这人我曾在保定见过,在同口,侯还为他举行过音乐会,美术方面也有才能。当时代变革之期,青年人走在前面,充当搏击风云的前锋。时代赖青年推动而前,青年亦乘时代风云冲天高举。从事政治、军事活动者,最得风气之先。但是,我们的国家,受封建历史的黑暗影响,积压很重。患难相处时,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济,一旦有了名利权势之争,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点,有时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热心于学术者,表现虽稍落后,但就保全身命来说,所处境地,危险还小些。当然遇到“文化大革命”,虽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就难以逃脱其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