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口旧事(第2/2页)

一九四七年,我又到白洋淀一行。我虽然在《冀中导报》吃饭,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正式记者。到了安新县,就没有按照采访惯例,到县委宣传部报到,而是住在端村冀中隆昌商店。商店的经理是刘纪,原是新世纪剧社的指导员,为人忠诚热情,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在他那里,我写了几篇关于席民生活的文章,因为是商店,吃得也比较好。刘纪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也受到一些委屈,精神有很长时间失常。现在完全好了,家在天津,还是不忘旧交,常来看我。他好写诗,有新有旧,订成许多大本子,也常登台朗诵。他的记忆力,自从那次运动以来,显然是很不好,常常丢失东西。“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佟楼谪所,他从王林处来看我,坐了一会儿走了,随即有于雁军追来,说是刘纪错骑了她的车子。我说他已经走了老半天,你快去追吧。于雁军刚走,刘纪的儿子又来了,说他爸爸的眼镜丢了,是不是在我这里。我说:“你爸爸在我这里,他携带什么东西,走时我都提醒他,眼镜确实没丢在这里,你到王林那里去找吧!”他儿子说:“你提醒他也不解决问题,他前些日子去北京,住在刘光人叔叔那里,都知道他丢三落四,临走叔叔阿姨都替他打点什物,送他出门,在路上还不断问他落下东西没有,他说,这次可带全了,什么也没落下。到了车站,才发现他忘了带车票!”我一直感念刘纪,对我那段生活和工作,热情的帮助和鼓励。那次在佟楼见面,我送了他三部书:一、石印《授时通考》;二、石印《南巡大典》;三、影印《云笈七笺》。其实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那时发还了抄家物品,我正为书多房子小发愁,也担心火警。每逢去了抽烟的朋友,我总是手托着烟盘,侍立在旁边,以免火星飞到破烂的旧书上。送给他一些书,是减去一些负担,也减去一些担惊受怕。但他并不嫌弃这些东西,表示很高兴要。在那时,我的命运尚未最后定论,书也还被认为是四旧之一,我上赶送别人几本,有时也会遭到拒绝。所以我觉得刘确是个忠厚的人。这就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忠厚的人,刘纪的高小老师,名叫刘通庸。抗日时我认识了他,教了一辈子书,读了一辈子进步的书,教出了许多革命有为的学生,本身朴实得像个农民,对人非常热情、坦率。我在蠡县的时候,常常路过他的家,他那时已经患了神经方面的病症,我每次去看他,他总不在家,不是砍草拾粪,就是放羊去了。他的书很多,堆放在东间炕头上,我每次去了,总要上炕去翻看一阵子,合适的就带走。他的老伴,在西间纺线,知道是我,从来也不闻不问,只管干她的活。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说实在话,我想去那里,并不是基于什么怀旧之情。到了那里,也没有找过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我投宿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些关系的户,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顾。抗日期间,是统一战线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房间、被褥、饮食,也方便些。但这一次却因为我在《一别十年同口镇》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其实也是那时党的政策,连同《安新游记》等篇,在同年冬季土地会议上,受到了批判。这两篇文章,前者的结尾,后者的开头,后来结集出版时,都做过修改。此次淮舟从报纸复制编入,一字未动,算是复其旧观。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时过境迁,人的观点就随着改变了。当时弄得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赶上了时候,并非文字之过。同时,山东师范学院,也发现了《冀中导报》上的批判文章,也函请他们复制寄来,以存历史实际。我是老冀中,认识人也不少,那里的同志们,大体对我还算是客气的。有时受批,那是因为我不知趣。土改以后,我在深县工作半年,初去时还背着一点黑锅,但那时同志间,毕竟是宽容的,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长穆涛,给我的鉴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这绝不是我造谣,穆涛还健在。当然,我不能承担这么高的评语。但我在战争年代,和群众相处,也确实还合得来。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在深县时,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都和我谈得来。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此外,因为我一向不是官儿,不担任具体职务,群众就会对我无所要求,也无所顾忌。对他们来说,我就像山水花鸟画一样,无益也无害。这样说个家长里短的,就很方便。此外,为人处世,就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总结了。对于领导我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但又不愿多去接近;对于和文艺工作有些关系的人,虽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一定高,却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并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的人,我却常常应付不得其当。

话已经扯得很远,还是回到同口来吧。听说,我教书的那所小学校,楼房拆去了上层,下层现在是公社的仓库。当年同事,有死亡的,也有健在的。在天津,近几年,发现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现任水利局局长,前几天给我送来一条很大的鱼。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前些时给我送来一瓶香油。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查《善闇室纪年》,关于同口,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四’纪念,作讲演。学生演出之话剧,系我所作,深夜突击,吃冷馒头、熬小鱼,甚香。”淮舟在编我的作品目录时,忽然想编一本书,包括我写的关于白洋淀的全部作品。最初,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也不好打他的兴头。又要我写序,因此联想起很多旧事,写起来很吃力,有时也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对于这一带人民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是太薄弱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雨后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