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筵难再，空谷余音：汇文堂（第2/5页）

“京都的旧书店比起东京，还是逊色许多。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往事还是很让人留恋。”我曾问他：“老师您对京都哪家书店印象好些？”他笑答：“高畑书店、东方书店、朋友书店都很好。不过高畑书店店面已经没有了。东方书店也倒闭了好些年，只有东京的还在。朋友书店好书是不少，第二代主人在生意方面也挺上心，却不重视网络经营，没有主页，在网上也查不到书目，实在很不方便。”

木田先生对图书资料电子化很重视，他善用电子书，精通网络，提起国学网、四库全书、古籍检索系统等电子化资料，常慨叹此于保存文献、研究学术功莫大焉。他讲起原京都大学校长、国立国会图书馆第十四任馆长长尾真先生，也极佩服。长尾真毕业于京大工学部电子工学科，专业是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处理研究专家。1997年到2003年担任京大校长，2007年担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长，致力于开发电子图书馆。他曾向政府申请得一百亿日元资金，将海量馆藏文献资料电子化，不管是为普通读者还是专门研究者，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12年3月末长尾真辞去馆长之职，引起不小的话题，大多都是感谢他为图书电子化做的贡献。现在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资料库大约公开了古籍资料室七万余种资料，如江户时代以前的和书、清代以前的汉籍。近代电子化资料更庞大，约几十万种。此外还有大量电子化杂志、报纸、音像资料、官报、博士论文。每回使用，都不免真诚感谢此种功德。

又说了大篇题外话。我虽不担心纸本书的消亡，也不得不承认纸本电子化为势之所趋。相似道理，旧书店的网络化也不可缺。木田先生提起汇文堂，颇为惋惜，认为其风华不再。他评价初代主人大岛友直和三代主人大岛五郎都很有经营的头脑，也有文人风骨，“如果他们还在，大概也会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

不惟木田先生这样说，其他老师提起来，也均叹惋汇文堂今不如昔。我一得空仍到店里看看，希望能碰到些有用的，但收获寥寥。后只买过京大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森时彦《中国近代棉业史研究》与朋友书店出版的竹内实《现代中国论争年表》。那日未见大岛夫人在店内，那位青年人十分沉默，问他什么，几乎都答“不知”。

三

四五月间，好几回过汇文堂，皆闭门不营业。汇文堂定休日在礼拜天，不知为何平时也歇业。与同门提及，对方亦觉蹊跷，莫非和福田屋一样迁址？而湖南先生的匾额仍好好挂着，无此道理。想起此前所见店内的冷清，心里总有些不安。而一直到6月初，仍没有遇到开门的日子。课后问木田先生可知此况，先生略语数言，大约家道艰难云云。

又一日到寺町通买纸墨，阴雨梅天，市街清寂。循例往汇文堂瞧一眼，远看门前摆着特价书摊，心头大喜，暗道总算赶着一回开门。巧的是大岛夫人也在家，这一天谈了不少。她说，前些日子不在，是因家里有病人。数月不见，她似憔悴不少，仍立在柜台边，并不坐下，知道我想听些旧话，反复称自己记忆力太坏，知道的东西太少。“我只是觉得很疲倦，勉强维持而已。”我口拙，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她道：“我们店已没什么值得提的，父亲过世后，就再也不复从前。”

她说，汇文堂创始者大岛友直是她的叔父，却在盛年遽然病逝。她的祖父大岛友爱维持过一阵，将店传给她的父亲大岛五郎。五郎先生六十岁过世，店传到她手中，衰势已呈，无力挽回。她说，还记得很早的时候，大约是1955年前后，她还很小，父亲和几位相交甚密的老师同聚中国菜馆喝酒谈天，往昔盛会，极可追怀，然而想起来也徒有伤感而已。

她从架上找出大正十一年（1922）再版的《增订平安名家墓所一览》，说这是叔父当年出版的书，店里几无所剩。我说在学校图书馆还见过一些，她面上露出一丝笑意：“是么？那倒真是想不到。”问她如今汇文堂可还出版图书，她摇头道：“早就不了。父亲过世后就没有了。叔父当年做的那些书，虽有知名的老师抬爱，却受众甚窄，很难出售。凭自己的热情做了些，却卖不动，到底也不长久。父亲当年和中国的一些书商也有往来，关系很不错。父亲一去，也都断了。”

她指着壁上一幅富冈铁斋的书法：“过去铁斋先生常来店里，送了好些书画。父亲死后，亲朋好友常上门来瞧。有伸手要的，我也不知珍惜，东送西送，竟全散了。如今所剩寥寥。”

她四望书架，又歉然道：“店里的书，真的没有什么了，还是常有人到店前看湖南先生的字。我却总有一种感觉，这家店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关门。说出这样的话，很难过，但也没什么办法。”她说前些日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封仁井田陞先生的书信，信里说看店里的书目有某某书，希留下，待自己来京都时亲到店头来取。

仁井田陞是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大家，出身东大法学专业，是东京学派的重要学者，所著《唐令拾遗》《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国的法律、社会与历史》等均为法制史经典之作。我问她：“后来先生来店里了么？”她仍是抱歉道：“我不清楚这些掌故，家里只有父亲知道……”

说话间从柜台内的书架上翻了很久，找出两册《册府》，赠我道：“这个给你，如果对你有一点用处的话。”

是复刊后的第十九号（1964年正月）与第二十一号（1965年正月）两种。《册府》创刊于大正五年（1916）十月五日，当时决定一年发行六期。创刊号卷首有“鄙堂经营中国新书并和刻本各书，经验尚浅，多蒙江湖诸贤荫庇”“中国书籍系直接进口，有各省出版者，私家刻版者”等语。创刊号目录有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第一）、罗福苌《勒柯克氏高昌访古行程小记》、黑风白雨楼主人《懒窝笔钞》、野狐禅侣《筑山精舍读书记》（一）。附录为中国新刊书目介绍与汇文堂发售书目。第四号、第五号有缪荃孙《清朝经师经义》。友直先生谢世后，《册府》一度停刊，到五郎先生时又出过几期，内容已简略不少。京大图书馆仅有创刊前八期《册府》，关西大学、佛教大学也有零星收藏，此外就只有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得稍微多些，或可一观。

汇文堂编印的《册府》创刊号

谈话间店里电话响过一回。青年接了，似乎是家事，征询夫人意见。我忙道告辞，夫人却说不忙，命先挂了电话，仍要和我说几句。自不便久留，复道珍重。她笑着，说恐怕还会有临时停业的时候，未免走空，来之前可以给个电话。以后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资料，也会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