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调门不一定是好事

美国人说他们选总统是“从两个坏人当中选一个不是太坏的”。除去幽默，这是典型的低调。这当然是对美式民主的一种讽刺，也是自嘲，倒也是面对现实。

如果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圣贤，一个是痞子；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白痴；一个是救星，一个是魔鬼，那就可以进行高调选择了。对于前者，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持、维护、服膺，乃至为之流血牺牲，肝脑涂地；对于后者，我们应该一脚踢开，全部干净彻底消除，乃至拉出手榴弹的弦，抱上他与之同归于尽。

也就是说，当是非特别分明，斗争特别尖锐，选择特别严峻的时候，该有多么高的调子，不能含糊。例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杨靖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有在宗教裁判面前坚持地球仍在转动的伽利略……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革命家、仁人志士，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艺术家，舍己救人的英雄，誓死不降的烈士直至宗教家苦行僧，他们的精神是高昂的，他们的事迹是壮烈的。有了他们，才有历史的前进和社会与思想学问的进步，才有人类的今天。

但是世界上的选择包括非常重大的选择并非总是如此。比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坚定的左派”与“走资派”的斗争，一些被我们内行地与骄傲地称为“论战”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大是大非”的理论，历次政治运动中先行的大批判，包括一些文坛上的笔墨官司，都曾经派上了极高极高——最高最高的调门。很可惜，这种高调少有能经得住实践和时间检验的。

毛主席论述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比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调子低了许多。我们现在处理内部矛盾又积累了许多的新经验，例如不搞无谓的争论，强调疏导和化解矛盾，淡化处理某些问题，等等，调门都不算高，但是很有效，保证了稳定，保证了经济建设，有利于国泰民安。如此这般，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调门才能上得去。

中国传统上也有讲低调选择的。如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这样的命题承认了许多事物的相对性，而事实上也承认了兼利全利与绝对无害无虞的往往不大可能。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成熟的智慧。愈是机会主义者，至少是某种幼稚病患者，愈要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有时候会出现自己也不打算实行的不近情理的超高调，这种超高调常常是幼稚者与野心家的合资公司制造出来的。毛主席反感的一种文风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主席早就指出，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而不是靠吓人吃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高调还是低调呢？欲行千里，其调不低。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九霄云外，其调不高。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俗语也是如此。以水穿石，以绳锯木，显然是低调。能穿石，能断木，却不妨看作壮志凌云。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命题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理想是高的，初级阶段的论断又强调不能一味唱高调——例如“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超英、五年超美或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之类。

影片《苏菲的选择》描写波兰女人苏菲被送入集中营后，法西斯军官强迫她在自己的一子一女中选一人留下，另一人则送去被消灭。与两个孩子同时被杀相较，留下一个孩子，当然是两害中的轻者。但在选择究竟留哪个舍哪个的时候，这种选择就太残酷了。因为失去这一个孩子与那一个孩子的轻重是无法权衡的。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也能告诉我们，低调选择常常是被迫的结果，是无奈的表现，不一定是被法西斯所迫，更多的是被客观条件所限制。愈是看得出人的不自由，愈是看得出世界的无尽的缺陷，选择的调门就会愈低。

而苏菲的男友尼敦倒是调子极高的。他深深地痛恨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他恨乌及屋，除了死者，他怀疑一切活着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人，因而对苏菲污辱之、审察之、嫌憎之。是的，苏菲确有弱点或者叫污点。那么尼敦呢？影片告诉我们，以偏执、严厉、冷峻的面貌表现出来的尼敦，其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的疯子。

看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看调门，尤其不能看他责备旁人时的调门，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他的记录。大德无名，大勇无功，大德大勇的人是不会为自己吹吹打打的。站着，所以不会腰疼的高调大话，是不算数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命题，看起来不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调门高，实际上呢？这还需要讨论吗？离开了实际实效实情，有些高调其实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只有壮烈牺牲了的人才有权要求别人在必要时壮烈，我们的哲学会不会变成胆小鬼乃至叛徒的哲学呢？这又是一个人生的悖论了。

我们设想一下另一种高调选择之可能：就是说需要选择的不是两个坏人中的不更坏的一个，而是在两个极好极好的人中选择最最好的。也就是说是两利中的选择。这令人想起俄罗斯民歌《山楂树》，树下的姑娘面对的是“两个一样好”的青年人，但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形势却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如果幸福的姑娘久久不能在两个一样好的青年人中做出应有的选择，那么她就很可能要遭遇道德上、舆论上，直至人身安全上的麻烦。这也是福兮祸之所伏；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两利的结果产生了两害，就是说，你必须考虑：选择而有失误与迟迟不做选择的优柔寡断相比，这两害究竟哪个更轻呢？这值得三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个比喻既高调又低调。从人的本性来说，其实是想要既食鱼又食熊掌的，但是人生在世并非什么百分点都可以占全了的——这又貌似低调了。孟子用这个二者不可得兼的比喻指向的却是“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的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要求的是做出“舍生而取义也”的壮烈选择。这说明，低调与高调并非截然对立，低调地面对现实也会在必要时做出崇高壮烈的决定。

自然也有轻松的选择，例如购物。购物是在诸多利当中的选择。（也有害吧，起码你得交钱。）做这样的选择时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犹豫不决与动摇反悔，反悔了再去退货。购物的时候愈是犹豫不定、费尽心机的人，愈是容易在购后退货。可叹的是，他或她忘记了本应在无尽的挑剔占用了大量宝贵时间与为了节约时间宁可少挑剔一点、马虎一点之间选择。可惜的是人生中的许多选择的改变远远不像购物退货这样方便。于是人们发明了口号，叫作无悔，叫作义无反顾。无悔无反顾是可以的，而且这精神常常是伟大的，当你从事一件崇高的事情的时候必须如此。当你回顾做得并不漂亮的某些事的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也要强调一下至今不悔之类，因为有些事老是悔，老是反顾，老是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趔趄，就会弄得十分糟糕，也就是说比硬着头皮顶住有害多了。但把某种坚决与无奈变成高调，就可能有些愚蠢了。我们究竟是不是已经够聪明乃至过分聪明了呢？其实人类是常常干蠢事的，一件蠢事也许会干几十年几百年，一种错误可以犯许多次。例如几千年前的秦始皇就派人寻找不死药，而至今人们仍在追求神秘的方术或在传媒中做“准不死药”的补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