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第2/6页）
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很有可能，整个欧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筑物上的螺旋纹、涡状纹和叶状纹等等装饰，都不过是一只猴子对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们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在那里，植被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地在海边刹住了脚步，就像是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回到它真正的家园一样——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换句话说，建筑出现之地恰为自然退让之处，一切艺术或许亦皆如此？文学就是热带雨林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至于我们这次光荣的会议，它却是一次空洞无聊、令人难以忍受的活动，与热带雨林和文学均无任何关系。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后来发生的极不愉快的事情，我最好让那些我在此认识的人改名换姓。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想让自己改名换姓。胡里奥·里亚诺斯、托尔·奥斯特伯格[6]，也许还有我本人，外加那位伟大的译者，是出席此次会议仅有的几位作家。起初我试图忽略这场精神错乱，可是当你每天早晨都会碰见这些代表(男女餐厅大鳄）时，在早餐桌上，在会场和走廊里，整件事便渐渐开始获得现实感。到最后，我竟然像只狮子一样为创建国际笔会越南流亡作家小组而拼死一搏。我大动感情，泪水打断了我的发言。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多边形：乌尔里希·冯·特恩和他的妻子以及萨曼瑟(一个潜在的三角关系)，费尔南多·B(葡萄牙人)和他的妻子，托马斯(瑞典人)和一位丹麦太太，还有我和那位由我负责照料的北欧女性。匿名是通奸的氧气，再没有什么能够像出国在外一样让人们的肺叶充斥着这种氧气。我们这帮人(再加上或减去两个偷偷摸摸、身强体壮的西德人，他俩半醉半疯)从一家酒馆逛到另一家酒馆，大吃大喝。每天早餐时在酒店的自助餐厅碰面，或是在大厅里相遇，我们彼此抛出同样一个问题：“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回答通常是我们中间的某人在白天关注过的某家餐馆的名称，或是城市管理者们打算供我们消遣的某个处所，那里富丽堂皇，必有致辞敬酒，管理者们也感觉良好。这个国家的总统菲格雷多将军[7]出席了我们会议的开幕式，他说了三段话，在主席台上坐了一会儿，其间还拍了拍胡里奥·里亚诺斯[8]那个同为拉美人的肩膀，他身边围着一大群保镖、警察、军官、将军、元帅和本地各家报社的摄影师，这些记者满腔热情，似乎坚信他们的镜头不仅能捕捉到这位伟人的外表，而且还能探入他的五脏六腑。打量所有这些听差、壮汉和小青年很有意思，他们随时准备更换他们的主人或旗帜，他们系着领带，身着西服和浆过的衬衣——这衬衣和他们那高度紧张、晒得黢黑的长鼻子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由国家喂养的活物不像是人，而像是鹦鹉和猴子的混血儿。外加对法国的崇敬，言必称维克多·雨果，或是安德烈·马尔罗[9]，口音相当重。第三世界继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结。
“您什么时候飞回去？”乌尔里希问我。“明天。”我回答。“你真幸运。”他说道，因为他还要留在里约，他和妻子一起来到这里，可能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在这件事情上他从表面看已获成功。于是，他在滞留里约的时候，便与本地的德语教师们一起去海滩，夜间在酒店里，他则从床上爬起来，只穿一件睡衣溜下楼梯，去敲萨曼瑟的房门。她的房间恰好就在他的房间下方，他住1161，她则住1061。你可以把美元兑换成克鲁塞罗，但是你无法将克鲁塞罗兑换成美元。
我原本计划会后在巴西再待十来天，或是在科帕卡巴纳附近租一个便宜的房间，好常去海滩，游游泳，晒晒太阳，或是去一趟巴伊亚，试着在亚马孙河上航行一段，然后前往库兹科，再从库兹科去利马，最后回到纽约。可是我的钱被偷走了，尽管我可以从我的美国运通账户中支取五百美元，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喜欢这片大陆，尤其是这个国家，可是，我害怕我在这个世界的所见已超出我的消化能力。我的健康状态并不是问题，它大不了只是有点碍事。毕竟，葬身于一片热带雨林——这对于一位俄国作者而言是有诱惑力的，因为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对南美实在一无所知，甚至连最为灾难性的经历也无法给我以任何启蒙。手里拿着相机，心里没有任何特定目的，就这样浮在表面，这种方式有些令人厌恶。在十九世纪，人们尚可像儒勒·凡尔纳和洪堡[10]那样行事，而到了二十世纪，再去打扰当地的动物群和植物群就不应该了。不过，我毕竟看到了南十字星，还有一轮上弦新月。至于贫民窟[11]之贫困，但愿每一位能够原谅别人的人都会原谅我这样说话，即贫民窟之贫困恰与此地独一无二的风光构成某种呼应。在由海洋和群山构成的背景中，社会悲剧看上去似乎不那么真实了，不仅观众这样认为，就连那些牺牲者也有此感受。美景总能使现实失去某些意义，而在此地，美景则构成现实之大部。
一个神经质的人不会、实际上也不可能坚持写日记。我当然情愿捕捉或留下这七天里遇见的某些东西，比如那些烤肉串，其中的肉块十分巨大(即churrasco rodizio)，可是第二天，我就想返回纽约了。当然，里约比索契、蔚蓝海岸[12]、棕榈滩[13]和迈阿密更为别致，尽管它终日为厚厚的废气所笼罩，此地的闷热则让这层厚幕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我所有的旅行之实质(这是一个副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转化为旅行之实质的副产品)，就在于回家，回到莫顿街[14]，就在于向我关于“家”的概念里不断注入新内涵，并对此进行越来越细微的阐释。你越是经常地返回家中，这间狗窝就会变得越是真实。同样，我匆匆游历过的那些山水就会变得越是抽象。我或许再也回不到铸造街27号[15]了，莫顿街44号于是便成了避免将世界看作一条单向街的最后一搏。
在为流亡越南人打赢那场战争之后我们才获悉萨曼瑟的生日，她年满三十五岁，或四十五岁，于是，乌尔里希夫妇、费尔南多·B夫妇、萨曼瑟，还有那位伟大翻译家(他或许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作家，因为整个南美大陆的名声都取决于他)便一同前往餐馆庆贺。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开始对那位伟大的翻译家纠缠不休，认为他那些活商品都像十九世纪那些外国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