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第3/6页）

一个醉鬼，尤其是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一个俄国人，尤其是在深夜，总是会有些担心他是否还能找到回酒店的路，这种担心会让他渐渐清醒起来。

我在凯莱酒店的房间无论从何种标准来看都相当豪华(我毕竟是美国代表团的可敬成员)，房间里挂着一面大镜子，形状像一汪湖水，显得很暗淡，像是被厚厚的淡红色浮萍变成了一块天鹅绒。它与其说是在反映物体，不如说是在吸收房间里发生着的一切，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昏暗中，我觉得自己似乎就是一尾赤条条的鲈鱼，在这镜中的浮萍间往来游动，时而沉入水中，时而浮至水面，时而再游向水底。这一感觉十分强烈，胜过开会、与代表们交谈和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的现实感受，似乎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幕后，发生在水底，在齐膝深的淤泥中。这或许也是因为那持续不断的酷热天气，面对酷热，这汪湖水便是一处潜意识中的避难地，因为凯莱酒店并无空调。无论如何，下楼前往会议大厅或是出门进城前，我都要作出一番努力，似乎在通过手工调节的方式来让我的视力聚焦，同样也让我的意识和听觉聚焦，以使我的意识摆脱这面镜子。在面对诗句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些与当下全无干系的诗句会始终纠缠着你，或是你自己的诗句，或是别人的，更多是别人的诗句，更多的是英语诗而非俄语诗，尤其是奥登的诗句。那些诗句就像是海藻，你的记忆就像一条在海藻间来回游动的鲈鱼。另一方面，这一印象可以解释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自我陶醉，一个人的镜中影像，仰仗斑驳的水银涂面获得一种超然的暗影，某种超越时间的味道，因为，任何一种映像的实质与其说是对自我的兴趣，不如说是自旁观角度看到自我这一事实本身所带来的乐趣。对于我那位北欧尤物来说，这一切对她而言怕是闻所未闻的，她对这面镜子的兴趣完全是女性的，而且有些色欲性质，因为她扭动脖子，仔细打量的是这一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的大胆自我，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海藻，更不是一条鲈鱼。这汪湖水的两旁挂着两幅彩色版画，一幅画描绘半裸的黑人女子们在收获芒果，另一幅是开罗城的景色。镜子下方是一台坏了的电视机。

会议代表中有两个引人侧目的败类，一位是来自保加利亚的老年女密探，一位是来自民主德国的堕落的老年文学批评家。前者能说英语，后者则说德语和法语，其结果，听他俩的发言，人们(或者说至少是我)便会生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感觉文明正在被玷污。听到他们用英语道出这些国产废话则尤其令人痛苦，因为英语似乎已完全不适用于此类谎言，尽管在一百年前用俄语说这样的话或许也同样令人难受，谁知道呢。我没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她是一位罗扎·克列勃^{[18]之类的人物，我想她应该是一名预备役少校，她身着灰色裙装，专心审阅文件，厚厚的眼镜，始终在工作。不过，更妙的还是他：一位御用批评家，与其说是个笔杆子不如说是个话痨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写出《约翰内斯·贝歇尔早期创作风格》之类的东西(贝歇尔曾在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是这么开头的：“我今晨醒来，觉得有一千只夜莺在齐声歌唱……”“一千只夜莺”[19]……)。当我嘟嘟囔囔地为越南人说话时，这两个人发出嘘声，那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甚至向大会主席发问，问我代表哪个国家。后来，在就越南问题进行表决之后[20]，这个臭大粪还晃到我面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可是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文学呀，你真的会读他们的作品吗，我们毕竟是欧洲人，难道不是吗？”诸如此类。对此我回答道，印度支那的人口比民主德国和不民主德国的人口加起来还要多n倍，因此他们也可能拥有某些堪与安娜·西格斯和[21]斯蒂芬·茨威格相提并论的作家。但就整体而言，这类举动很可能只会使人想起乡间市场上的吉卜赛人，他们会把你逼到墙角，不断挤压你的领地需求，直冲着你的脸，你之前只允许你的前女友如此贴近，而且还不经常允许！毕竟，如果他们保持正常的距离，那谁还会给他们施舍呢？这些家伙也一样，他们抓着你的衣服扣子，卷着舌头发出法语的r音，似乎这里就是特罗卡德罗[22]，他们镶着意大利镜框的眼镜闪着亮光。这群欧陆人就这样当场化作了一锅粥，因为这是争论，是莫名其妙的废话，是援引费尔巴哈或黑格尔，或者是另一位大胡子的话痨，一头蓬乱的灰发，一个在他们的抑扬顿挫与逻辑思维中的绝对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