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俄剪影[1]（第3/7页）

就这一意义而言，人们对历史所知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这并不是说众多的拿破仑都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问题在于，论述之理性暗示着对象之理性。前者是可能的，后者却不可能。此类作为的后果即自我欺骗，这对于某一位历史学家而言全无问题，饶有趣味，可至少是对于这位历史学家的部分读者而言，这却常常是致命的。德国犹太人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或许应该就这个问题稍稍多谈几句。不过，我们试图借助学习历史来欺骗自己，其首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一个人口中的肉可能会成为放倒一千个人的毒药，抑或这块肉也有可能不够吃。我们现在来谈一谈黑奴制的起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你是一位没有工作的黑人，住在贫民窟里，注射毒品，不论你那位富有的宗教领袖或一位杰出的作家对黑奴制度的起源发出多么精准的谴责，多么生动地描绘黑奴制度的噩梦，这一切都很少能改变你的处境。你的脑中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念头，即若是没有那场噩梦，无论他们还是你甚至都不会出现在这里呢。也许这听上去是一种更好的结局，但遗传的转接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会停止。无论如何，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份工作，就是一点帮助，以满足一下吸毒的小癖好。在这两件事情上，历史学家都帮不上忙。实际上，历史学家会模糊你的焦点，其方式就是用你的愤怒来取代你的决心。实际上，你会想到——至少我会这样想——“谁之罪”的问题整个儿都不过是白人的花招，旨在防止你作出某些情势所迫下的过激行为。这也就是说，你在历史那里学到的东西越多，你在现实中的行动能力或许就越低。

作为人类负面潜能的数据库，历史没有竞争对手(或许只有原罪说构成例外，如果细想，原罪说即此类数据的压缩版)。作为一位向导，历史始终居于数量上的劣势，因为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是没有生殖能力的。作为一种精神构造，它也始终表现为它的数据与我们对这些数据的接受这两者不知不觉的融合。这使历史成为一种裸露的力量，即某种不连贯的，但令人信服的泛灵论概念，介乎于自然现象和神启之间，一种留下了痕迹的独立存在。接下来，我们最好放弃我们崇高的笛卡儿主义使命，在没有更清晰概念的情况下，暂且持有这一含混的泛灵论观点。

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无论历史如何行进，它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撞上我们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共同目的均在于其所有成员之安全，因此，它首先就必须假定历史完全是任意武断的，任何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反面经验均价值有限。其次它必须假定，尽管它的所有制度均旨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其所有成员的安全，可它追求稳定和安全的这一愿望本身却很有可能使社会成为一个活靶子。因此，第三，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而言，谨慎的做法应当是发展出不规则的运动模式(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到改变居住地)，以使现实的敌人和形而上的敌人都很难打中目标。如果不愿成为靶子，你们就必须运动起来。“散开吧。”上帝曾对他的选民这样说，至少，他们也曾一度遵从了神旨。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重大历史谬论之一，即认为人是从游牧生活进化至定居生活的理念。这样一种观点绝妙地体现了那个专制国家的意图以及那片疆域自身鲜明的农业特性，它完全剥夺了人的迁徙权。就其画地为牢的效果而言，这一观念仅次于城市生活的舒适，而它其实也正是城市生活之产物(近两百年大量的历史、生活和政治学说亦如此，它们全都是城里人杜撰出来的，实际上均为都市概念)。

我们也不要走得太远：显而易见，对于作为动物的人来说，定居生活自然更可取一些，考虑到我们不断增加的数量，也只有定居这一条路可走。但是不难想象，一位定居者依然会上路，当他的定居点被侵略者洗劫一空或被地震夷为平地，当他听到上帝许诺给他一处新地方的声音。同样不难想象，他在感觉到危险时也会这样做。(上帝的许诺不就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吗？)于是，一位定居者便开始运动，成了一位游牧者。

如果他的思想没有被这些进化论禁忌和历史禁忌打上烙印，他就能轻而易举地上路。就我们所知，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制造任何这样的禁忌，这一点十分可敬。一个人重新成为游牧者之后，或许可以认为自己是在模仿历史，因为历史在他看来也是一位游牧者。但是在基督教一神教出现之后，历史却不得不文明化，也的确被文明化了。实际上，它成了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基督教归根结底是一种群体信仰。历史甚至允许自己被一分为二，即分作“公元前”和“公元后”两个阶段，将公元前的编年顺序变成倒数计时，从化石开始，似乎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人，其年龄从出生那天起变得越来越小。

我还要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因为我或许再无其他机会；我要说的是，我们文明进程中最令人悲哀的事件之一，就是希腊罗马多神教和基督教一神教之间的对峙及其众所周知的结局。无论就智性层面还是就精神层面而言，这场对峙其实均无必要。人的形而上空间其实足够容纳多种信仰的共存，更不用说它们的融合了。叛教者尤里安^{[8]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后头五个世纪里的拜占庭诗人们亦如此。诗人们就整体而言构成一个关于此类和谐共处的最佳证据，因为诗句的离心力常使他们超越某一学说之界限，有时能同时超越两种学说之界限。古希腊罗马人的多神教和基督教的一神教真的就格格不入吗？真的有必要把公元前的智慧成就全都扔到窗外去吗？(为之后的文艺复兴创造条件？)那些原本可以成为补充的东西为何却成了非此即彼？难道爱的上帝真的难以消化欧里庇得斯或忒俄克里托斯？如果他的确消化不了，那么他的胃又是什么样的呢？还是这一切，用现代话语来说，全都在于权力，在于攻占异教徒的寺庙，以便展示谁才是主宰？}

或许是这样的。但是，异教徒们虽然是战败者，却在他们的万神殿里供奉着历史缪斯，他们藉此显示出了对其神性的更好把握，胜过胜利者。我担心，在从罪孽到救赎这条已得到详尽描述的道路上，自始至终恐怕都没有类似的身影，没有堪比的领悟。我担心，多神教的时间观念在基督教一神教手下遭受的厄运就是人类迈出的第一步，从存在的任意性感受走向了历史决定论的陷阱。我还担心，正是这种事后回顾的普适主义显露出了一神教的简化本质，它就其定义而言便是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