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俄剪影[1]（第4/7页）

我们捣毁了他们的神像，

我们将他们赶出了庙宇，

可这绝不意味着诸神已死……^[9]

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这样写道，在历史从立体声简化为单声道之后的两千年，在我们提到立体声的时候，请让我们想一想这间屋子里的年轻人。我们希望这位诗人的话没错。

甚至在历史被世俗化之前——为的是仅仅成为一门科学——它已遭受此种伤害：在这两千年的进程中，占据上风的历史决定论紧紧地抓住了现代意识，而且似乎还是不可逆转的。时间和编年之间的区别丧失殆尽，这两者首先被历史学家所等同，继而又被读者所认同。历史学家和读者均无可指责，因为那种攻占了多神教信仰地盘的新信仰也绑架了时间的形而上学。说到这里，我该返回我开始跑题的那个地方了，回过头来谈游牧者和定居者。

“散开吧。”主对他的选民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散开了。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要他们迁徙。他们两次都遵从神旨，虽说不太情愿。第一次，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十年；第二次，他们走得时间稍长一些，甚至可以说，他们如今仍在路上。行程如此之长的缺陷就在于，它会使人开始相信不断的前进，如果不想相信自己的前进，便是相信历史的前进。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后一种前进，我将举出一些新近的例证，但我首先得作出几点免责声明。

描写犹太人在本世纪之命运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人们也不敢指望能添加上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我能给出下列一些看法，恰恰由于此类历史文献之丰富，而非其短缺。更确切地说，我之所以给出这些看法，是因为我最近偶然读到几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书。这些书探讨的均为第三帝国针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及其原因，这些书全都出自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如同此前面世的许多同类书籍一样，这些书信息丰富，充满假说；此外，如同此后必将面世的许多同类书籍一样，这些书的强项在于其客观性而非其激情。这一点，我们希望，反映出的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而非其自身所处时代在他们与那些事件之间所设置的距离。当然，客观性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座右铭，激情因此通常遭受排斥，因为就像常言所说，激情使人盲目。

不过，人们会疑惑：在这样的语境中，充满激情的反应就不能被视作一种更为崇高的人类客观性吗？因为，脱离躯体的智性是毫无分量的。此外，人们还会疑惑：在这样的语境中，缺乏激情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手法，写作者诉诸这一手法，就是为了模仿历史学家，或者说就是为了模仿当代的文化偶像，即那种形象很酷、嘴唇很薄、声音低沉的人物，他们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据着银幕，貌似侦探或杀手。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曾被当做社会生活中伦理教育之资源的历史，便的确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又回到了原地。

毕竟，这些银幕上的薄嘴唇汉子归根结底是会扣动扳机的。当今的历史学家却难以做出此类动作，他会用科学来解释他的保留态度。换句话说，对于阐释客观性的追求超越了阐释对象所激起的情感。因此，人们会疑惑阐释的意义究竟何在：历史仅仅是一种可以丈量出我们逃离历史事件的距离、貌似反向温度计的工具吗？历史是独立存在的吗，还是仅仅因为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说，仅仅是为历史学家而存在？

我更愿意把这些问题搁置一段时间，否则我就永远无法说清我的免责声明，更不用说这些声明的含义了。首先我想指出，我之所以提出下列意见，其动机并非在于我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个受害者。当然，我是一个犹太人，生来就是，血统纯正，可或许会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接受过犹太文化的熏陶。这原本足以成为产生亲缘感的理由，只是我恰恰出生在犹太人大量死去的时候，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对他们的命运知之甚少，直到我十几岁，此时我已对我的民族和其他许多民族的遭遇如饥似渴，而我们的国家刚刚战胜德国，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两千万国民。换句话说，我有太多的身份需要去认同。

我此刻提到这些，并非因为我感染上了历史客观性的病菌。恰恰相反，我发言的立场是极其主观的。事实上，我一直希望主观性能更强一些，对于我而言，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遭遇并非历史，因为他们的被消灭与我的存在之萌芽状态有着部分的重叠。当我享受着无知婴儿那种可疑的舒适生活，吐出甜蜜的咿呀声时，他们却正在如今被称为东欧或中欧的土地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依然将那片土地视为西亚)走向火葬场和毒气室。我还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两千万死去的俄国人，我或许会用许多方式对第三帝国的犹太牺牲者产生认同感。

因此，如果说我时常浏览此类图书，其原因也大多是自私的，即获得一幅更为立体的图画，以观察那构成我的生活的一切，观察我在其中看见了半个世纪前的我的那个世界。由于德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十分相似，甚至完全重叠，由于后者绝少提供铁窗内的图景，我凝视着我生活背景中的这一堆堆尸体时，无疑带有双倍的专注。我问自己：他们是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答案惊人地简单：因为他们就在那儿。要想成为牺牲者，就需要身在犯罪现场。要想身在犯罪现场，就需要不相信犯罪的可能性，还需要无法逃离现场，或不愿逃离现场。在这三种前提中，我猜想，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最后一个前提。

不愿逃离的原因值得深思。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许多思考，虽说人们对犯罪根源的思考要更多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犯罪根源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话题。它们全都被归结为德国的反犹主义，其谱系通常被程度不等地追溯至瓦格纳、路德，直到伊拉斯谟、中世纪，乃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普遍冲突。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其读者带回黑暗的条顿殖民时期，一直溯源至瓦尔哈拉宫^{[10]。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将其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凡尔赛和约以及德国经济崩溃背景下犹太人的“高利贷”行为。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将所有这些东西拢在一起，再不时添上有趣的一笔，比如，纳粹的反犹宣传竭力丑化犹太人，充满关于犹太人卫生习惯的种种描述，有人将纳粹的反犹宣传与流行病的历史联系起来，因为在历次瘟疫流行时，犹太人的死亡人数都比主要民族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