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咒逝川(第2/5页)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的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的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飘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地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又一年,“英明领袖华主席”退位,胡耀邦总书记上台。学校组织收看完新闻,老李一个人开始高声起唱——焦城的山来焦城的水,焦城里出了个华政委——-那个时代的学生何等的政治意识啊,于是皆合唱,皆大笑,一时全校此起彼伏。他们在老李的启示下,欢庆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我党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它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我看今天新闻出版署扫黄办的干部,大抵也还不懂这一来历。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须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他妈傻逼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两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12支曲在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一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神经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二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便被封了,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校方曾试图扣留,但因我们班这些大哥们的斗争,最后还是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我尚不懂论争所要达到的政争目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因为真正的真理,并非只能通过实践去检验。有不证而自明的,有演绎而推知的。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邓先生出山了,我们最初满心欢喜,“45”运动平反,拨乱反正,我曾在老三孔桥上幼稚地对老李说;我看好这个人,我相信中国的民主进程至此开始。老李眉头深锁,他远无我这种盲目乐观,但他也无从答对,他只能从经验主义出发,对我说——专制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民主……你不能总是冀望于圣君明主。然后这一年底,西单墙垮了,一个姓魏的愤青开始漫长的隐居。我与老李苦笑着在龙洞河畔抽闷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