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后的命运（第3/10页）

六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招牌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至于结果，呵呵呵呵，这就是现在这些开始醒悟的人所说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被“异化”了，我们成功地推翻了一个暴政，却得到了一个更加滑稽的结果。

那么这种异化，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为何多数仁人志士的初衷，会被少数的寡头所操控？为何理想被强奸，以至于要把大家的祖国带进这样一个叫“新社会”的隧洞？这些问题，我逐渐从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来我继续说大伯的如烟往事——

七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的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

在当时，国军的顽强抵抗，并非真的相信可以挡住日军的铁蹄，只是血气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无论国共，都在考虑要如何保存实力，以便为日后的党争天下埋下后手伏笔。王冰松那时还不在“组织”，她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四川，因此她的随行是无人干预的。她在临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们同舟共济，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说——他们家包得有船只，她会告诉她的父亲他们的关系，父母必会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经得到“组织”的指令，要他随省高一起迁往鄂西建始，几所中学将在深山中的三里坝小镇成立“湖北联高”。他必须在那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为何要“地下”？这里有个历史问题一直为今天的人们所困惑——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了吗？原来西安事变之后，达成的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共产党不得在战时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搞破坏统一抗战的活动。但是中共有自家的算盘，岂能为战乱中的民国政府所左右——这就是何功伟和大伯的父亲等无数党人，竟然在抗战之中死于自己国家法院审判的原因。同样这也是“皖南事变”之后，延安除开抱怨而不敢揭竿向内的深因所在。

在凛冽的秋江之涯，大伯无奈地凝望着王冰松的泪眸，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组织身份和使命——这是他不能违拗的使命，当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旧回到了这个城市，他无数次要摆渡这条亘古的大江，当年他们如楚囚相拥，作新亭对泣的芦岸，早已变成时光的堤坝，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断在岁月那边，连那个楚楚深情的人儿，也走失在这个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们当年的吻别，在今天的我看来，一定浸透了生离死别的况味。眼中泪心上血，必将在未来的余生淋漓润湿，永远难以洇干。他们身处乱世，命如飘萍，国家的兴亡犹未可知，儿女的聚散则多如云水的离合了。水逝云飞，鸿爪雪泥，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何处敢卜它年的归期和团圆？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