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后的命运(第4/10页)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苗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还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国府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80年代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国的冤鬼,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而当年还有很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之后的翻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手的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他从此错过了他今后的官运,却迎来了他的厄运。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而正是这些长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历史,也揭露了一个党领导的黑暗内心。

睽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青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明,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明”,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明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需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它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明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北碚负责地下党。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了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到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国民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

钱大姐告诉他,武大地下党支部和乐山中心县委会派人和他联系——当时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并非如今天的电视剧所表演的要对什么切口暗号,基本是来人直接告诉受谁所托即可。于是,大伯在这年的9月,辗转来到乐山大佛边不远的武大入学。他进去之后才听同学议论,就在前两月,武大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党员被捕逃散隐蔽甚至个别被处死,整个组织陷入瘫痪。【关于这批党员的党籍恢复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中组部的一个要案】而乐山中心县委,也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他只好隐蔽身份埋首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