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贤惠的妇女

去年靠近年末的时候，有猎头公司打电话来做婷婷的背景调查，问了些惯常的问题之后，对方问：“如果有机会，你还愿不愿意给金小姐这个职位，跟她一起工作？”我答：“当然！”还想再说些什么，对方飞速地说：“好，谢谢，再见。”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说起来，我认识金小姐快10年了。那时，她主编的杂志正处在黄金时期，跟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常有各种合作，我对厉害的女人又喜欢七搭八搭，就这样，我们成了偶尔会出来喝杯咖啡的朋友。

初识婷婷，见到的都是她光彩夺目的时候：品牌的什么活动，杂志多少周年庆，她总穿个艳丽的丝绸衬衫，化着一丝不苟的妆，戴着巨大的几何耳环出现，广告客户、女明星、合作伙伴们纷纷地来，她挂着微笑，由身边人提醒着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落落大方地嘘寒问暖，对客户说哪个专栏有多少人读，多送了人家什么内容，同时小心地隔开女明星和她的前夫——只差一个air kiss（飞吻），就活脱儿是一个《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里的梅丽尔·斯特里普。

约她喝咖啡，她十之八九要迟到，见了面又只跟你谈工作。我有时试图把话题岔开去，说说情感啊八卦啊，她会戴上眼镜歪着头很有兴趣地听，接着说一句：“这个赞！我们可以用在下期的选题里！”话题拯救宣告无效。

这是个适合当同事，不适合当闺密的朋友，我默默地给她归了个类。

转眼就到了2011年，我去了一家美国婚礼资讯网站工作。团队还缺一个中国区的主编，我把手机的通讯录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打了婷婷的电话，约她喝咖啡。

咖啡馆在婷婷的办公室旁边，她戴着眼镜，头发乱蓬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知为什么，放弃了大段准备好的台词，寒暄过后直截了当地问：“想跳槽吗？跟我一起去新网站吧。”她略吃惊地迟疑了一下，说：“好啊，你让我好好想想，我很快答复你。”

她很快答复了我，并且以面霸的架势在电话面试当中征服了美国总部的所有同事。我老板面试完她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很有vision（想象力、视角），不怕被下属overshine（超过），从此以后我明白了有vision就和有格局一样，是句骂人的话。

一个月后，我们成了同事——几年后，当我和婷婷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之后，我问起婷婷为什么当时这么快决定要跳槽，她用她惯常的就事论事的语调说：“因为我觉得纸媒都快不行了，我想学到新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次跟我个人魅力无关的成功挖角吗……我觉得有点遗憾。那时我还是她的老板，如果她说一句“也因为有你在”这样的话，我会更高兴吧，但又觉得能做出那样的回答，就不是婷婷了。

婷婷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她刚去的时候，我们给她租了个酒店方便她安顿下来。第一天半夜，在上海的我收到她的短信，她先是一本正经地说：“Amy你到北京以后，最好跟我住一间房，我有很多事要跟你过一下……”最后补了一句：“还有，其实我一个人住酒店会害怕（害羞脸）。”大半夜，我生生地被笑醒了，这些白天在假装大人的小姑娘啊！

婷婷最后选择住在了公司的公寓里，公寓离我们三里屯的办公室不远，公寓楼下就是健身房、游泳池，有阿姨来帮我们打扫卫生，有司机张师傅来帮忙修修补补。我每周出差到北京，就和婷婷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公寓里充满了女生宿舍的气息。

婷婷功课比我好，干活儿比我利索，除此以外，我们俩非常相像，都不是那种很贤惠的妇女：我们没有任何生活能力，能够听凭公寓的灯泡坏了13盏，照样坚持在半黑的房间里摸黑化妆上班，冰箱里除了啤酒和薯片，每一格都空空荡荡；我们也都是路盲，把我们扔在地球的任何一个点上，我们都能成功地选错方向。

有一天出差，我先睡了，婷婷去开编辑会，过了20分钟就回来了。我说：“这会怎么20分钟就开完了？”她答：“这会只开了5分钟，剩下的15分钟，我在电梯里迷路了。”

有一回我们因为不会用新门卡，在半夜把自己锁在了门外，在大雪中找了最近的酒店住下，靠着包里的一支眉笔、一罐凡士林和Wi-Fi hub（无线集成器）的最后一格电完成了电话会。婷婷看着我戴着浴帽向日葵一样的造型，大笑，然后打开手机让我看她最新收集的男星人鱼线照片。

我俩进不能琴棋书画，退不会跳舞搓麻，没有任何运动细胞。我对婷婷说：“好歹你能唱歌，还可以表演一下节目。”她担忧地说：“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也就是跟你比起来，才算是能唱歌。”

婷婷唯一跟我不一样的爱好，是喜欢看球。我们跟申花做活动，她小心翼翼地找出小时候通过邻居丈母娘获得的申花球星签名；大晚上，她常不睡觉，敲门叫我起床陪她看德甲；她有一条神秘的梦想旅游路线，是去荷兰，多特蒙德和盖尔森基兴的足球追星之旅；她还有一个小号专门关注足球新闻，格策在拜仁的第一场比赛进了两个球，她气得把小号上所有转发这条新闻的人都取消关注了。

她还催我生孩子，这样她就能买多特蒙德的宝宝套装送给我，里面有会唱他们队歌的黄色洗澡小鸭子。她过生日的时候，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她的生日愿望是埃里克森被多特蒙德买走，现在还差三百万欧元——我想了一下，问她是希望我也捐款吗，她没有回答……

白天，我们一起去上班，忙乱地洗澡化妆，边回邮件边打车，眼影、口红常常涂得乱七八糟；还因为两个人都穿那种超级不性感的无钢圈内衣，屡次差点穿错衣服。每天会不会迟到，总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挤上快关门的那班电梯。

连滚带爬地进办公室，有一百样事情同时朝我们砸过来，有干不完的活儿和开不完的会。这时婷婷就会变身成那个严厉难搞的女主编，经过她的座位，十之八九会听到她在对人家说，这个工作完成得不行。

中午，我喊婷婷一起去吃饭，她总是在一堆图当中抬起头来说：“你等等我，我就快结束了。”从她说这几句话到实际能走，其间总间隔着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两个路盲谁也不敢嫌弃谁，在各种地方迷着路觅食，一个三里屯，被我们365天用脚步丈量出了365条路线。

午饭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加班到天黑，疲惫得连饭都吃不动，一句话都不想说，两人默默地，一声不吭地在雾蒙蒙的北京街头走。婷婷穿着小粗跟的高跟鞋，拎着个手提电脑噔噔地走在我前面；我穿着细高跟，小心地看着路面，跟在她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