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过去了，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

2005年的“9·11”死难者纪念仪式，我站在家属留言板旁边等着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作业——采访死难者家属。那些家属悲伤然而节制，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儿走过来，踮起脚，刚刚够着留言板最下边的那个空白。“Mom, I want to say‘Dad, I love you’，how do you spell Dad？”（“妈妈，我想写‘我爱你爸爸’，‘爸爸’这个词怎么写？”）他说。那个妈妈走过来，一笔一笔地帮他拼完了“dad”，然后带着孩子离开。

2008年汶川地震，有一个以抠门著称的作者给我打电话说：“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现在全部存款是20多万，你觉得我匿名捐个5万行吗？别让别人说我拿这事炒作。”他真的匿名把钱捐出去了。同时匿名捐钱的还有几个当时鼎鼎大名的作者，最多的一个捐了50多万和一车救灾物资。

2010年11月的胶州路，我和杨小姐打车去献花，下车的时候，司机少收了我们19块钱：“帮我带束花，也是个心意。”杨小姐飞速跑到最近的一个花摊，买了一大捧菊花，对着“法兰红”里的司机喊：“我买了买了，师傅，这束花是你的！”

好多好多好多人。

这么安静。

手捧鲜花的人们默默地往前走，不用人提醒秩序。马路干净得出奇。周围小区里的老人，三三两两地站在小区门边看着。“从早上6点起就这样，”两个老伯伯在议论，“人就没停过呀。”

这么安静。一个孩子大声说了句什么，父亲厉声说：“侬轻点！”然后抱歉地看看周围。有人在轻轻讨论这栋楼的善后，有人说孩子曾在这里的某个老师家里补课，还有人既来世又今生地说：“这里的房价当天就从3.2万跌到2.2万了！”一个手拿白菊花的女人带着家人插队，有个50多岁的老警察大声说：“这么多人，你好意思，人家都在沉痛哀悼！”

人群路过店铺，路过一些小区，路过学校，路过很多个警察——警察态度都非常好，站在封锁线边的几个人不停地给重复安全指示，或者给人指路，某个警察在警戒线旁郑重地扶起被寒风吹倒的花圈。不少人拿着手机、相机在拍人群，杨小姐在人群中被反复认出，人们对她笑笑，然后继续前行。有个小胖子厉声要我摘下帽子。

好多好多人。走到一半的时候，人群忽然停下，有些志愿者举着“我们在行动”的标语走过，一对老夫妻操着东北口音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说：“咋的了咋的了？行动什么，不要老是去瞎吵吵呀，让家属有房子住才重要。”一个戴着眼镜的老阿姨在我旁边反复念叨一句话。我以为她在念经，尹桦说好像不是，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是句子开头是“逝者……”

现场比我想象中小，小很多。花圈让这院子忽然显得拥挤。烧得乌黑的楼上，有些黄黄的斑渍。一个女孩子拿着照相机问爸爸：“阿爸，哪个是我们家的阳台？”我看到“老师一路走好”的横幅时，低头想擦掉眼泪，抬头时正巧看到一个穿得清清爽爽的男孩子摘下帽子，端端正正地对那横幅鞠了一个躬。

走出来的时候接到电话，才知道豆子、钱蓉，还有冠仁原来都在现场，我从来没看豆子穿得这么齐整，钱蓉说地铁上的人全是这站下，可惜没赶上那些西装笔挺的老伯伯演奏音乐；她还说那样的上海，真的就是她想象中的上海。

那静静的街道、那些鲜花、那烧焦的高楼旁持着鲜花庄严前行的人群，跟我想象中的上海——养大我的那个上海——也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