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要谦虚，才能体会大智慧的包容，感受真力量的温顺。（第4/9页）

大约一周之后，吉姆打电话给我。“老兄，说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他说，“那栋房子值180000美元——现价！”

我笑了起来，提醒他说，如果照他之前的决定来算的话，他就要白白送给那家住户70000美元。“那家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价格定为150000美元。他给出了30000美元的优惠，这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家住户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听着，军士长，”我告诉他说，“如果那帮笨蛋不买的话，我希望你能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因为即使房子有点问题，但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慷慨的事情。”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就买了下来，然后花光了所有的抵押款来装修这栋房子。

四年之后，当我们又得搬家的时候，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一个房地产中介得知我们想自己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嘲笑我们说：“在眼下这个市场上，不通过中介，你们绝对没法卖出去。”

结果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卖了出去。怎么办到的？

我们像吉姆和保拉那样，以低于市场价2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我们赚到的钱跟通过中介卖掉房子能赚到的数目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份慷慨传递了下去。（我还跑回去找那个中介，同样嘲笑了他一番。）

这就是那个大嗓门、大大咧咧的新泽西男人教会我的。同时，他还教会我的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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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政治当中，谦逊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军队送我到乔治城大学政策管理专业进行一年的全日制学习。

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可以帮助某个竞选者组织竞选活动，但是军人不允许着军装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就是服从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军官应该要了解政治，但是不能有党派意识。

我可以做到没有党派意识，但是我对政治却并不了解。因此，就像沙特阿拉伯的那段经历深化了我的宗教认识一样，在华盛顿以及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意识。

我们学习“决策”时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办法——永远都不存在。对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治决策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而是找到反对意见最少的那一个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我们采取的政策或实施的计划都是最可行，而不是最优的；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完美的；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而不是最想要的；是最实际的，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还会一直是这样。

在那一整年的学习当中，我亲身感受了谈判的规则和要领。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政治家都明白，有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选票（甚至是降低标准）来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我认识到，这种时候的妥协已经不仅仅是种美德了，而是一种需要。

也许，对于已经33岁的我来说，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让我感到如此惊讶，但我确实是被震惊了。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那些要容易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一些博学者之间的辩论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政治理念完全对立的大卫·布鲁克斯和E. J. 迪翁两人之间的辩论。我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人可以在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效仿他们，我也时常会发起一场牛津式的辩论。

我还学到了，不要理会那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把语言当作攻击武器的学者。

当然，关于政治学，我学到的还有很多。接受政治与法律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事实，是帮助我认清复杂局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很像：为了能坚持下去，必须要压住火气，不要随便开战，不要侮辱对方，不说绝对的话。可以有些善意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协，再妥协。

就像每一段婚姻都不想以离婚收场一样，对一个人口需求多样化但又需要做出决策的国家来说，永久的战斗或陷入瘫痪都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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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有小道消息称，当时的陆军中将彼得雷乌斯将军正在为联合参谋部物色一位陆军少校。伊拉克政府已经选举出他们自己的国防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军队将领。这个人就是巴巴可·扎巴里将军，彼得雷乌斯将军想要选派一位美国军官担任此人的军事助理，以便顺利交接。

军队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主动将自己的简历递交了上去，以期得到这个职位。接着我们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履历被送到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伊拉克的总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的上司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看彼得雷乌斯将军给他写的一封邮件：

……（马克）的优势很突出，这是一次非常规性任务，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事件，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请让他抵达伊拉克之后来见我。

尽管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我还是很想知道此次任职将会对我的家人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我的工作地点是哪里？

我最终在伊拉克见到了彼得雷乌斯将军，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之前所说的“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见面不到五分钟，他就坦言说，自己并不确定我具体要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之前并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只给我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但是与巴巴可将军建立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还要靠我自己。

我的职责包括让巴巴可将军了解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如何组织运行的，与联军（以及彼得雷乌斯将军）保持24小时的沟通，协助安排出行（因为大部分出行都是联军方面提供），同时担任巴巴可将军的私人助理。

作为联军一方，我起初觉得很奇怪的是，巴巴可将军竟然会需要如此贴身的协助。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他在进出联军检查站、着陆场以及简便机场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我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经过这些地方时充当“润滑剂”，确保一切顺利。

我的工作职责就意味着我每天90%的时间都生活并工作在他和他的下属们之间，我能听到、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解释以及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失败的概率很大，而且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失败。双方的文化不同，组织机构的工作原则不同，语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训练经历也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几乎不相同，而且我工作的时候周围不会有任何美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