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坎坷终须上——访作家谌容

高进贤

谌容刚从东北归来，在她还未进入创作的“忘我境界”之际，我便受《长春》编辑部委托，对她进行了采访。

我坦率地要求她给我提供“秘密”武器，让读者得到一些过去不曾获得的东西。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别人把牛牵走了，你再去只有拔牛桩子，而拔桩子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谌容很明白我的意图，她拿出一大堆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寄自遥远的边城乌鲁木齐，倾吐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历尽艰辛，至今仍在“超负荷运转”的小学女教师的心声：

敬爱的作家谌容同志：

我告诉您，我是怎样读您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我右手按着书，身子俯在办公桌上（因为书是借来的，怕别人拿走），左手时而擦去涌上眼眶的泪水，时而按住隐隐作痛的前胸。……亲爱的陆大夫，您在哪里？我恨不能立刻奔到她的床边，拥抱那垂危的身躯，搀扶她那初愈后难以支撑的病体。陆文婷，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以精湛的医术使多少病人重见光明，她有纯洁高尚的灵魂。她是真正的人，我好像看到她在捅炉子做饭，给孩子絮棉衣，她是可亲可敬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是当之无愧的。您的设计和计算是如此精确，您的“建筑”朴实无华。然而它高大、坚实、俊美。在祖国初春的天气里，在“复苏”的百花文苑里，它大放异彩。它可以使千万个“寒士”得以温暖，使千万颗历尽坎坷、多遭磨难的心得以慰藉。我和您素不相识，但我觉得您是一代中年人的知心人，更是我的亲人。您和陆文婷大夫一样，有一颗热情善良而富于同情的心，有着极为精湛的“医术”……陆文婷的形象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她将与我相伴一生，她使我双眸更加明亮，对生活、理想、事业的追求更加执着，使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步子更加坚定。我万分感激您，望您保重身体，写出更多好的作品。……

一封封深情的信，像涓涓细流，汇进了作家心灵，产生绚丽的涟漪。作品感动了读者，读者也在激励着作家。

读着这些喷发着感情火花的来信，我们便谈起《人到中年》的写作经过和社会反响。

谌容说，她原想写中年这一层知识分子，歌颂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表现他们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品德。而其中的医生，尤为可贵，他们给予社会的是那样巨大，而社会给予他们的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简直不相符。他们的工作接触社会各个方面，从他们身上可以反映生活的广大面；而作者又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于是她便开始读医学书籍，到医院深入生活（一个月），很快便写出了这个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老作家巴金羡慕地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不久前报纸曾就《人到中年》展开了讨论，可惜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争鸣气氛不够。谌容表示愿意做箭靶子，希望别人讨论她的作品，不同意见应充分摆出来，把观点讲清楚。讨论涉及当代小说怎么写法这个大问题，是按照公文、报告写，还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写，这样的问题不能含糊。

对作品中刘学尧夫妇出走的问题常常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谌容对此多次表示她不愿意说违心的话。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权利违背生活，他只能忠实地反映生活。生活中有这样的存在，而且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起初，她并没有打算写这个情节，是生活本身提示了她，迫使她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她到医院里生活时，碰到了两起要求出国的事件，她对他们的出走表示遗憾和难过，但又深知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于是她根据生活的提示，在作品中构思了刘学尧夫妇出走的情节（她的作品一般都有模特儿，有一位出走的大夫就姓刘）。她认为，他们也不愿意走，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是走了，但走了又会怎样？他们自己说不清楚，所以作品写他们“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要写出他们那种徬徨的心理状态。

谌容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的。

她出身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今年四十岁——正是人到中年之时。她常常风趣地说，关于我自己，只用三句话就行了：一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二我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三我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日子过得平平凡凡。这是谦虚之词，其实她的日子颇不平凡，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创作上也是几经沉浮。

在她还只有十二三岁时，就浸沉在家里的藏书中，从诗词到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从昆曲、京戏、川剧到话剧，她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这些早期文艺的熏陶对她的日后成为作家不无影响。

十五岁是她生活的一个转折，四川刚解放不久，她为了冲出剥削阶级家庭，自谋生路，毅然放弃初一的学业，考进了重庆工人书店当售书员。她永远忘不了晓雾濛濛的嘉陵江岸边，她背着书箱向工厂走去，她奔走，她追求，然而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她并不十分清晰。她卖书给女工，女工却不识字；她到矿上去，矿工却不敢出来见她——因为他们没有衣服遮体。她愕然了，女孩子怎么不上学念书呢？人怎么会没有衣服穿呢？她难以相信，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这时她才看到了贫富的悬殊，人间的不平，生活本身对她的阶级教育远远胜过了政治课上获得的知识。

她站的是文学柜台，有机会饱览文艺新书，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她都贪婪地攻读。一年后她进入重庆一家报社，在那里自学了全部初高中课程。1954年她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译工作，五年中她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幸身体累垮了，遭到了精简，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并成了编外人员，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是她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这种打击谁又能料定岂非“塞翁失马”呢？她自己不愿意遗弃自己，她在领取“劳保工资”的情况下，到山西农村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尝试。一连写了四个剧本，前三个都被“枪毙”，最后一个是以焦裕禄为题材的，好不容易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中，可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又成了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