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坎坷终须上——访作家谌容（第2/2页）

“出家”晚，又不是抬头见喜，而是开门碰壁。这就是谌容文艺生涯的起点。

1969年“清队”以后，她随北京市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郊区通县，在那里喂猪、插秧、种菜、当工作队员，一干就是四年，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耽误了。“铁扫帚”在扫荡一切，但她还是念念不忘重操“旧业”，在1974年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之前，她已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万年青》。1975年这部描写农村题材的三十四万字小说问世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这却成了某些人议论和指责的口实，在她出版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之后，她所在的单位再也不准她的创作假了，后来还扣发了她三年工资。

身处逆境，她却像陆文婷一样，“超负荷运转”。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拼命地写作，昏过去了，醒来又继续写，写，不停地写，《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都是在这种逆境中写出来的。……

正在我们谈得起劲时，南方某杂志的编辑来向谌容约稿，请她写点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她直率地拒绝了，她目前不打算写这类东西，她认为自己创作没有什么经验可谈，鲁迅先生也说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

谌容的创作路子是相当宽广的，她长于写农村各类干部乃至普通社员（如中篇小说《白雪》），也熟悉广大知识分子；她写了两个长篇，四个中篇，一组短篇，但她的主要兴趣是致力于长篇，她觉得短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从明年开始，她打算谢绝约稿，关门写长篇，完成《光明与黑暗》。

在谈到约稿这类事时，她风趣地说，有人求稿心切，让她翻一下箱底，把过去写的东西找出来发表，她说她不能那样做，那样对作者编者都不利，弄不好会砸锅。有时半夜三更，一封电报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悲喜莫测，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催稿电报，一场好梦随着电波消失，叫人啼笑不得。

她说，写小说不是机器包饺子，构思一篇很不容易，写出来了，不满意的不愿意往外拿。她讲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歌德的话：“有些高明的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一生要求对他们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谈话录》第35—36页）

谌容深感写作是很艰苦的劳动，她在她的一篇散文《病中》（见1980年第4期《文汇增刊》）已有透露：

巴尔扎克说：“创作是累人的劳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累人。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你病倒了，你的车间没有停工。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体验、分析、加工、提炼、构思、丰富。这里没有病假、没有公休、没有节日。这里是永远的运转，甚至在梦中。

这是病态：神经衰弱，精神分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文思如潮，不可遏制。

这是她的心情的真实写照。目前，她感到对她和她的创作的评价，有些过奖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她是理解读者和编者对她的关心的，但为了答谢读者的热忱，她只有努力创作，写出新作呈献给他们，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原载《长春》198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