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深秋。

清晨。

远山阴郁。

蜿蜒跌宕的小路在沉沉的瘴气中若生若死，张弛如弓的山地在秋叶飘零中似醒似睡。几只麻雀从山间古庙的瓦檐下飞出飞入，瓦檐滴着清冷的露珠。

农舍半间，篷扉微敞。青白色的阳光在门前阴暗的地上，投下一个长长的光影。

灶膛里的火苗刚刚燃起，小敏用力拉着风箱，火光在她青春早褪的脸上一闪一闪。她一声不响地往灶膛里填加柴草，像一个真正的山里姑娘那样娴熟麻利。

门前长长的光影一动不动。

小敏蒸上早饭，手脚不停地拌起猪食，准备着下地的工具。

门前惨白的阳光突然一暗，映出一个臃肿的人影。小敏蓦然回首，吃惊地望着倚在门口的粗壮汉子，那人神态阴沉，四十岁模样，行囊简陋，脸很脏。

灶膛里余烬微红，陌生汉子把一根柴草伸进去燃起火苗，点起一根皱巴巴的纸烟。小敏收拾着桌上刚刚吃净的饭碗，探询的目光不时向灶前瞟来。

那汉子终于开口了：“你这儿可真不好找啊。”

小敏焦急地：“毛京收到我的信了吗？他没让你带信来吗？”

“毛京”，那汉子血红的双眼盯了小敏一阵，“他死啦。”

小敏张开嘴却说不出话。

“他去排哑炮，是个玩儿命的活儿，他自己要求去的，结果有个哑炮响了，当时我离他不到十米运，差点连我也玩儿进去。后来我们把他往医院送，在路上，唉，这小子太弱，在路上没熬住，就在我怀里咽气啦。”

小敏终于嘤嘤地哭出声来：“难道他不知道我在等着他吗！他不知道吗！”

那汉子无动于衷地看着门前那不知什么时候萎缩起来的光影，梦呓般喃喃自语着：“这小子，直到闭眼的时候才告诉我们，他还有个老婆在外面呢，我们都不知道这小子这么大点就有老婆孩子了，他跟谁都没说过，连政府都不知道。所以他把这个秘密一说出来，他那眼泪珠子往下一滚，我们就知道这小子准是活不成啦，他准是知道自己没救啦。唉，可惜呢，他说他还没见过他那闺女哪。这小子的心眼儿挺不错，模样也挺招人。好人不长寿啊。我看出来了，他是真不想死，他是太想能活着出去，出去找他的老婆孩子，可惜呀。”

毛京死了。

为了再看一眼毛京的足迹和遗物去寻找远在天边的采石场，我是在那个刑满释放的犯人带着噩耗的第二天启程上路的。那时天空中隐约飘着雨，雨淅淅沥沥带着咸味，不见太阳。

初冬的采石场看上去非常单调，单调得有几分荒凉。山脚下蜿蜒着早已变成锈色的红砖围墙，围墙上盘桓着黑色的电网，青灰色的天空衬着青灰色的山岗，我几乎想象不出毛京那样一个多感而透明的性格，在这样刻板、萧杀的环境中，怎样了得。

这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管教干部们听到毛京这个名字时神情冷漠，由此我更加明白了毛京死时的孤独。他就那样孤独地无声无息地去了。没有遗物。

只是在我返程的时候，一个上了年岁的干部站在采石场空旷的路边，他衔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烟斗，看着我从面前走过，长叹一声：

“忘了他吧，人死如灯灭啊。”

十几年过去，这声长叹一直在我心中留下经久不息的回响。我知道，一个青年来到世上，后来他不幸，后来他死了，后来人们把他遗忘，没有任何悼念，谈不上身后衰荣。这是个多么平常的故事，也许任何一个导演都不会满足于这故事的简单和原始，任何一个导演都要把这故事的主人公描绘得更完美更丰富更戏剧性才算有价值。我现在才明白，我的伤痕和怀念，与那位导演的需要与计划，完全是两回事。我满心以为他也喜欢了毛京，愿和我一同回顾，因此相聚与谋，其实他有他的看法和盘算，这些天倒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

怪不得我常常觉出这个世界已经老了，在这世界上挣扎跋涉的人们已是风霜满面，尘垢满身，已经让虚伪、欺诈，贪欲和冷酷熏得麻木。当这时我回想起毛京，我青年时的伙伴和恋人，想起他那天真明亮的双眼，他的纯洁无邪的灵魂，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迸流。

他是那样一个绝顶聪明、富于激情，又柔弱如水的青年，他跳舞跳得真浪漫。他多像歌德笔下的那位诗一样的少年，所不同的是少年维特由于爱的绝望而丧失了生活的力量，导致心灵的枯死和肉体的自灭，而毛京则把一线遥远的温暖看得那么迫切和重要，他是带着对生活和未来的巨大热望和留恋死去的。

导演有四五天没露面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肖琳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她带回一张四天后的火车票。我们挤在闷热的厨房里，我烧饭她替我摇着扇子，我说我知道北京火车票非常难搞，上次路过火车站还看见公安局的正在抓“票倒”，据说现在搞一张硬卧难似搞一张党票，虽说只买到了硬座但无所谓反正我坐惯了坐着比卧着别有情趣……我东拉西扯说个不停，我想也许不停的唠叨会把想忘的忘掉。但肖琳似是另有心事，神色不属没有谈欲。晚饭的气氛也莫名其妙地有些沉闷，我看出她吞吞吐吐欲言不言食欲不振，于是笑问：

“想你爱人了？他什么时候回国？”

肖琳也笑笑，却笑得吃力而且无味，她放下手中的筷子，迟疑着说：

“今天，今天中午，孙导演请我到新侨饭店吃午饭……”

“啊，我说你现在怎么吃不下了呢。”

“他们制片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去了。”

肖琳严肃的面孔使我紧张起来：“是不是，我的剧本不行？”

“呃——，差不多吧，孙导演是说了这个意思。”

“已经决定不用了吗？”

“用还是想争取用，但是得做较大改动。孙导演这几天已经着手帮你改了，他是希望你能同意……”

“他改了什么？如果要我同意的话，为什么不当面和我商量，而要请你去？”

“他要你同意由他和你一道担任这部片子的编剧。”

“什么？”我愣住了，刹那间似乎也明白了。

“当然，署名的排列上，还是你在前面。”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看来在今天的“工作午餐”上他们已经谈得很具体，甚至已经研究了细节，而那“署名还是你在前面”听起来几乎是别人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尽量克制着问：“那位副厂长呢，他是什么意见？”

即便我不问，肖琳也要说到制片厂的这位领导了，“副厂长说，孙导演在怎样提高剧本质量方面确实动了很多脑筋，不但和原作者多次商讨主题和情节的安排，而且现在又亲自动手修改剧本，这些工作显然已经超出了导演的二度创作的范围，而是参与了编剧性质的劳动，所以作为编剧之一署名是合情合理的。他说，名字还是原作者排先，稿酬怎么分配可以商量，钱是小事。孙导演的修改本这位副厂长已经看了，他觉得修改本融进了孙导演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提炼，比你原来的剧本更丰满更成熟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基本上已接近上马拍摄的水平。当然，他也说，你对孙导演署名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拒绝。但是孙导演在剧本上的艺术劳动用什么形式给予承认，厂里也要考虑，在没有考虑出方法以前，恐怕暂时不能列入拍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