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故事集1 随园（第4/7页）

“我好像已经想不起从前的味道了，这和我在北京吃的没什么两样。”我一片一片地吃着那碗炒面。

“可毕竟是回来了，”他有点儿骄傲地说，“我把你送回来了！可能的话，我还想徒步走着陪你回来呢。”

“这算是退货吗？”我说，“可我已经成残次品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谴责。这对他不公平，我对命运一点儿都不想抱怨。

“当然不是，杨洁，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个意思呢？”

“我也说不好，”这个曾经的流浪诗人变得拙于表达了，“而且，你也不是什么残次品。”

“我是。”

一瞬间我有将胸口那块伤疤亮给他看的冲动。但那并不是一枚军功章，没什么可炫耀的。几天来我们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却分床和衣而睡。

“你不是。”他低下头说。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我说，“老王，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疲惫地看着他。面片和肉汤都令我难以下咽。已经停止化疗几个月了，可我还是厌食。

老王当年去追击那两个人物，并为此承受了八年的徒刑。我觉得，这反倒是我对他的亏欠。他在监狱里给我写过许多封信，寄到我母亲那里，再通过我母亲转寄到我手里。他的信写得朴素极了，完全没有了虚张声势的抒情。

“杨洁，就算死后埋在这儿我也没什么意见。”他写道，“农场有几十万亩，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儿的芦苇和蒿草。这里曾经是古黄河的入海口，五千年前还是一片深海，经过几千年的河床泥沙淤积，如今它才成了一片大苇塘。开垦这块土地需要大量的苦力，这个我们倒是从来都不缺乏。尽管从地图上看这里属于河北，但它却归北京管，所以当地人把它叫做‘飞地’。对了，还有一个女犯人组成的园林队，她们栽种苹果和葡萄，一个个看上去都健康极了。”

接到这样的信，我难免会心有所动。他像是在召唤我也去栽种苹果和葡萄。那块“飞地”让我想起故乡的戈壁滩，它们都是地老天荒的所在，适合流放与灭绝、囚禁与惩罚，人在那里，可以迅速化为白骨。但我没有给他回过信，因为我怕自己无法写得像他这么朴素。我也难以响应他的召唤，因为那过于像是一个戏仿、过于美。

日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难熬。我发现，如果你真的领会了“生命是戏仿的”这个真谛，差不多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最终居然在北京买下了一套单居室的房子，尽管远在通州，但看上去也好像是赢得了一场胜利。在这场胜利中，我失去了一只乳房，它发生了癌变，只好被切除。二十多年来，所有的时光都凝聚在这只被摘除的乳房上，事实上不足挂齿，宛如一只轻忽的气球。我站在自己供职的玻璃大厦里，看着窗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有如潮来潮去。我把“沙县小吃”吃成了故乡的味道。有段时间我患上了轻度抑郁症，但公司里几乎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吃着一种名叫“黛力新”的丹麦药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还做了几天志愿者。随后像是为了奖励自己，我去了趟瑞士。铁力士雪山有旋转360度的绕山缆车，但我没坐，因为我从来未曾想过可以如此轻慢祁连山的雪峰。我还见过不少年轻的孩子被这座城市“劝退”。我见过一个在地铁里卖唱的女孩，被几个喝醉的男人无端殴打。

起初我没有固定的男人。我养了三只猫。后来我的生活里干脆没了男人。为此我网购了几件自慰用品，最后鉴定出，原来我果真已经没有了欲望。我赚的最大一笔钱，数目刚好用来切掉我生病的乳房。在798艺术区见到薛子仪老师的三年后，我开始自学画画。我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不知不觉喜欢穿白色的长裙子，习惯将头发盘在脑后。“薛老师现在很有钱。”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能多有钱呢？能像袁枚一样建起一座美轮美奂的随园吗？我从没动过返乡的念头，我怕我一回去，母亲就会再次陷入我被生活“劝退”的恐惧中。

黑河在窗外流淌，水声喧哗。从窗户望出去，水面在夜里灰光粼粼。我从卫生间洗浴出来，老王已经睡着了。我很怕看到他睡着的样子——就像是中弹而亡一般。我关了灯，一个人坐在漆黑的角落里。关于我的老师，我能告诉老王些什么呢？他好像应该知道我此行的动机，所以我告诉他我的老师快死了，我最好回去见一面。我的老师快死了，我对老王说，尽管他精通打坐之术，但也没法长生不老。他快死了，我最好去看看他，因为他曾经“启蒙”了我。我没有告诉老王，“启蒙”这个词原本是他赋予我的——我担心老王理解不了。这个词那么险峻，对我就像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玄奥复杂。我说，他对我的一生很重要，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兴致勃勃，被一些亘古的事物所吸引，让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

“他让我和近在咫尺的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我字斟句酌地说，生怕自己是在夸大着什么。

“历史？”

“算是吧，因为他就是活在历史阴影里的人。”

“你不该沉迷这些，”老王说，“那些事儿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

“没有沉迷，也的确没什么关系。”我说，“我只是在说事情的缘由。”

“我陪你回去不需要什么缘由啊，你让我送你去火星都成。”

“噢，是！”我知道老王说得没错，也觉得自己婆婆妈妈挺丢人的。

“我们该活得简单点儿。”他继续说。

“那你干吗还幻想徒步陪我走回去，飞机不是更简单省事儿吗？”

“这个，我也说不清，不是一回事。”

“其实是一回事，就算你现在开上了吉普车，心里也还有些东西放不下。”

“这和吉普车有什么关系？”他说着伸手又来整理我的发套。

“这么说吧，”我有些急躁，“就算你现在成了一个小老板，你也丢不下诗人那一套！”

我觉得自己有些刻薄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上个月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熟人。他身上的民族服装实在是太醒目了，让人无法忽视。我在酒店大堂里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只有“尧乎尔”三个字惊呼般地脱口而出。他愣了半天，才迟疑着问我：“是杨洁吧？”他现在是县里的领导了，来北京参加一个民族会议。在他高领大襟的长袍背后，我总觉得挡着连绵的雪山。我们去了酒店二层的露天咖啡吧。他一点也不拘谨，好像根本不记得曾经在戈壁滩上将我撂倒。他像一个真正的县领导那样，跟我大谈县里经济的大好局面。于是就说到了薛子仪老师，因为“薛子仪老师为县里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办了企业，将蒲草加工成治疗痛经的药物；他成了地区的首富，住在一座自己建造的山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