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前 第2章

脚步声越来越近。虽然耳中有轰鸣声，但我还是听到了脚步声。我那混乱的头脑突然间清醒过来，发出一条明确的指令：把它藏起来。我把光标挪到照片右上角的×符号上，点了下去，马特的脸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循着声音转过身，背对着自己的工位隔间。向我走来的是彼得。他看到了吗？我又回头瞥了一眼电脑屏幕。没有照片，只有打开的文件夹，有五个文件。我关得及时吗？

我脑中有个细微的声音质问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这是马特。我的丈夫。难道我不应该跑到安保部门，质问为什么俄罗斯人会有他的照片吗？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恶心。

“开会？”彼得说，一侧的眉毛透过厚厚的眼镜框翘起。他站在我面前，穿着休闲鞋，紧身卡其裤，纽扣衬衫系到最顶部的一个扣子。彼得是团队中的高级分析员，苏联时期就开始干这一行，过去八年一直是我的导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俄罗斯的反情报工作。他沉稳老练，很难让人不尊敬。

此时他的脸上没有异色。只有一点疑问——我要不要参加晨会？我觉得他没有看到。

“不能。”我说，声音尖锐，很不自然。我使劲儿压低音调，尽量不颤音。“埃拉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点了点头，只是稍微歪了一下脑袋，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他的表情正常，没有疑惑。“希望她好起来。”他说着转身走向会议室——一个有玻璃墙的房间，看起来不应该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会议室，反而更像个创业公司的。我盯了他很久，确信他没有回头看我。

我转过椅子来到电脑前，看着已经空白的屏幕。我的腿已经酸软，呼吸急促。马特的脸。在尤里的电脑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它藏起来。为什么？

我听到团队其他成员慢步走向会议室。我的工位离会议室最近，去会议室的人都要经过。这里在一片小隔间的最远端，平时都很安静，除非有人去会议室或再往里走的限制区域——分析员可以躲到这里，调阅最机密敏感的档案，这些信息极具价值，很难获取，如果俄罗斯人知道我们得到了这些情报，一定会追踪泄露情报的人，并干掉他。

我颤抖着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转过了身。最先过来的是玛尔塔。特雷和海伦并肩走过，轻声聊着。然后是拉斐尔和伯特，伯特是我们的团队主管，他的工作无非是编辑一下文件。彼得是真正的头儿，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潜伏间谍组共有七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因为我们与俄罗斯反情报中心的其他团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的情报很多，多到不知该如何处理。而我们几乎什么情报都没有。

“你来开会吗？”玛尔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来，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墙上。她说话时嘴里飘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涂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玛尔塔以前是一线探员，喜欢威士忌，也喜欢回味在前线工作时的荣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头针开门锁，那个大头针还是上芭蕾舞课的埃拉落在我包里的。

我摇了摇头。“孩子病了。”

“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开手，继续向会议室走去。其他人走过的时候，我都微微一笑——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他们都走进玻璃屋子，伯特关上了门，我又转身面向屏幕。那些文档，那些混乱的斯拉夫文字，让我的身子颤抖。我低头看了看屏幕一角的时钟。还有三分钟就得离开。

我的胃绞成一团。我现在不能离开吧？但是又别无选择。如果没有按时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们就出局了。学校里每个班都有长长的候补名单，根本就不会犹豫。而且，我留在这里又该做什么呢？

有一种方法肯定能找到马特的照片在这里的原因，而浏览更多的文档肯定是不行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觉有些恶心，挪动光标关上了“雅典娜”，然后关上电脑，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门外走去。

他被设为目标。

我来到车旁时，手指已经冻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着，现在我敢断定了。

他不是第一个。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比以往更活跃。最开始是玛尔塔。一个东欧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里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奥尼尔酒吧喝了些酒。接触过几次之后，那个女人就直截了当地问玛尔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谊”。玛尔塔拒绝了她，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随后是特雷。当时他还住在一间小屋里，“室友”塞巴斯蒂安经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走向安保部门。后来听小道消息说他收到一封勒索邮件——两人行不轨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胁他。如果他不出来会面就把照片发给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罗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身份，那么弄清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们的弱点也同样简单。

我扭动钥匙发动汽车，卡罗拉汽车像平常一样发出哽咽般的声音。“快点儿。”我嘟哝着又转动了一次钥匙，听到引擎喘息着发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通风口喷出一阵冰冷的空气。我转动按钮盘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又搓了搓双手，挂倒挡从车位里开了出来。我应该先热一下车，但是没时间了。时间总是不够。

这辆卡罗拉是马特的车，在我们相遇之前他就已经有这辆车了。毫不夸张地说，这辆车快报废了。我怀上双胞胎的时候换掉了我那部旧车，换了一辆商务车，二手的。马特开那辆家用车，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机械地开着车，精神有些恍惚。开得越久，胃里绞得就越厉害。我并不担心他们把马特设为目标，真正令我担忧的反倒是那个词。朋友。是不是说明马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共谋？

马特是软件工程师。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们有多冷酷，不知道他们会以最小的点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丝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也会加以利用，不断开发，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学校时只剩下两分钟。走进教学楼，迎面一阵暖流袭来。教导主任是个女人，特点鲜明，总是皱着眉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钟，冲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这一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你这么早就下班过来了，显然早上送孩子来的时候她就已经病了。”我从她身旁走过，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内心却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么病，但肯定是在这里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