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第2/3页）

正如《论小丑》中马内阿反复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个阵营里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永远边缘化的命运坦然甚至骄傲接受，所以《流氓的归来》中他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那句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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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丑》在1993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这是他流亡至西方后的最初几年，在纽约巴德学院写下的随笔集。马内阿自己说过，刚到西方时，他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但因为排斥“受害者”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剧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最后写出这本书，是想告知读者：“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书中最重要的《论小丑》一文写独裁者和艺术家的关系，马内阿以“花脸小丑”自喻，对抗“白脸小丑”，即从1965年开始统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马内阿看来，自己的祖国早已成为一个荒谬的马戏团，权力的白脸小丑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而艺术的花脸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视他的存在，马内阿认为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但权力难以真正被忽视。马内阿1954年就曾拒绝成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而被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获得电气水利工程硕士学位，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在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Povestea Vorbii》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在出版了六期后就被当局取缔，从那时起到1986年流亡，马内阿在罗马尼亚写了十本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审查（《论小丑》中《审查者报告》一篇专写这一主题），甚至有好友亲口告诉马内阿，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马内阿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可以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一路伴随着马内阿的文学生涯，艺术家想忽视独裁者，独裁者却时时以恐惧提醒艺术家：他依然存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1980年，罗马尼亚官方的御用文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杂志（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匿名社论，马内阿则很快在《家庭》杂志上做出回应（《论小丑》中全文收录了这篇访谈），在访谈中痛斥帝舵“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访谈后来引发为一场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马内阿，在谈话中暗示他应当移民。随后罗马尼亚官方组织舆论对马内阿进行多方抨击，匆匆捏造出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自由主义者”。让马内阿尤其感到孤独的是，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他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关爱，但在公共领域，却是集体沉默。

还好在任何黑暗时代都有勇敢的燃灯者们，1981年，马内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马内阿说，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

《论小丑》中马内阿不惜使用最为尖刻恶毒的语言讽刺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但在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后三天就被枪决，马内阿对此并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说“没有民主和公开的审判，就让齐奥塞斯库死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和他太太的死毫无同情，他们几乎毁掉了罗马尼亚整个国家，并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审判的死亡。”

马内阿在《论小丑》结尾处引用歌德的话：“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花脸小丑虚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与白脸小丑抗衡的，不过是站立在正确的价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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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内阿的小说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译本，两本书有诸多类似之处，比如梦魇式的语言、混乱的人物关系、隐晦而并未解开的悬疑。马内阿喜欢复杂叙事，2011年8月他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反抗简单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读起来有点儿令人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的）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能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