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第3/3页）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归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主题都是创伤与回忆，前者的创伤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者的创伤来自罗马尼亚极权。《黑信封》的主角托莱亚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他的父亲马尔库·万恰本是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为了安然度过那些年月而成为一个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后死去，死因不明，也无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杀，小说中反复出现卡瓦菲斯的诗“野蛮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们的生活被野蛮人（极权主义）所摧毁。托莱亚一边试图寻找父亲死亡的真相，一边向心理医生马尔加倾诉，但最后他疯了，被自己的房东夫妇告发，被送入了马尔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书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奥克塔维安·库沙，他来自聋哑人协会，但这个协会事实上从事着特殊的情报和监视工作。马内阿的小说总是会留下诸多谜团，他提供各种闪光碎片用以暗示，却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不断壮大丰富，马内阿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托马斯·曼在纳粹横行时写下这句话。马内阿也说，他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试图寻到一个隐喻，表现当时罗马尼亚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巢》中也有不确定的死亡。这本书中有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法定幸福”是马内阿在《巢》中创造的另外一个词）。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

马内阿是一个沉迷于书写自我的人，个人经历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几乎让人担心这是创作力衰竭，但从《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见他的写作主题渐渐发生了转变：流亡之前，他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恒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他喜欢的齐奥朗还说过：“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黑信封》就像对这句话的脚注，而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马内阿多次写到自己的父亲，写他在集中营中惊恐地发现自己洁白的衬衫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但是母亲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一次坐牢，穿上惨不忍睹的制服，因为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父亲被判刑五年。当然，他的父亲没有来到美国，但是从马内阿的命运也许可以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父亲也不见得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即使他能保证自己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但生活又不能仅仅是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因为习惯了笼子的鸟，会对天空感到恐惧。

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恐惧与尊严、抵抗与虚无，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在纳粹的时代，马内阿是犹太人；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他是被严密监控的作家；在自由的纽约，他是用没有多少读者的小语种写作的流亡者。诺曼·马内阿，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是他的创造，“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马内阿还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文字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