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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倒显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样清白，无辜的人却显得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偶尔人们也会表现得和正常时一样，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当然了，每次都会被抓住的可怜虫就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倒霉的行当里，最难让人信服的反倒是什么都没隐瞒、根本无可指责的人。”

“恐怕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女人。”我喃喃自语。

乔治这话让我想起了贝拉，还有那个亦正亦邪的勃兰特船长。

他是个大块头，模样粗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走路时跟刚上岸的水手似的摇摇晃晃，眼神像冒险家一样总望着远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当时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烦。苏黎世的警察局长半夜打电话对我说：“领事阁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说有情报要提供给英国人。我们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驱逐出境。”

我没问是哪个边境。瑞士人有四条边境线，但他们把别人赶出去的时候并不会专门指定其中的哪一条。我开车赶到辖区监狱，在一间装着铁栏杆的讯问室里和他见了面。他简直像个困在笼中的巨人，身穿高领套头衫，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样子这是他自封的Kapitän zur See 57头衔。

“你现在离海可够远的。”我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大手说。

在瑞士人看来，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为此列出了专门的条款。他寻衅滋事，身无分文，所持的西德护照一看就是假的——不过瑞士人没挑明这个情况，因为假护照会减少他们把此人赶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时他喝醉了酒，四处乱晃，还说是给一个姑娘害的。他打坏了一个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

“你是英国人？”他用英语问，估计是不想让瑞士人听懂我们的谈话，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好。

“是的。”

“请证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给他看。照那上头的描述，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问道。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忽地把脑袋埋进双手里，一头长长的金发都给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头发捋回脑后。他脸上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就像个拳击手。

“你在监狱里待过么？”他瞪着擦得发白的桌子问道。

“没有，感谢上帝。”

“耶稣啊。”他叹道，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个是拉脱维亚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天生就属于大海，这一点我立刻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参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买了艘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干起了走私勾当，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渔民的帮助，把廉价的苏联伏特加酒偷运到芬兰。他在列宁格勒附近被抓进监狱，越狱后偷渡到波兰，在克拉科夫59跟一个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现在向你转述的可是他的原话，仿佛从苏联偷渡到波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车，或是溜达出去喝一杯。不过，尽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他第二次这么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波兰姑娘离开他嫁给了一个瑞士推销员，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来到马尔默60，然后又跑到汉堡去找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可这位表兄当真是够“远”的，直接就叫他见鬼去。于是他偷了表兄的护照，南下来到瑞士，决意要把波兰姑娘追回来。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兰特就打断了那可怜家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这一大段话都还是用英语说的，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学的英语。干走私的时候总听BBC的节目，他说。还从波兰女朋友那里学了点儿——她是个语言专业的学生。刚才我给了他一包烟，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间弄得跟毒气室一样。

“那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先说了通开场白：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对莫斯科本来也没什么忠心。生在拉脱维亚的他得忍受可恶的苏联暴政，在海军服役时又被可恶的苏联军官呼来喝去；可恶的苏联人把他逮进监狱，追得他无处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帮家伙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他恨透了苏联人。我问他服过役的军舰的名称，他告诉了我。我问他舰上载有哪些武器，他说出了苏联人当时拥有的几种最为先进的装备。我递给他纸笔，他画出的草图准确得令人吃惊。我问他懂不懂信号。他懂得很多。他是个称职的通信兵，用过苏联人最新的玩意儿，虽说那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问他：“干吗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认识“几个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是去友好访问的英国海员。我记下他们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一封急电，因为在勃兰特被驱逐出境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船长已经在萨里61的一处安全屋接受严格的盘查了。他即将从事的职业非常危险。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