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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打完了，卡佳这才开始为纳沙扬借给她的那本有关限武的美国书头痛。纳沙扬是十月出版公司非小说类的新任编辑。没人喜欢他，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弄到这个职位的。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他负责保管一部复印机的钥匙，而这项特权更让他有模有样地摆足了官僚架子。她的书架放在走廊，上面的书多得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还嫌不够摆。她死命地找着：这本书是个渗透破坏的奸细！她要把这本书给请出去，跟纳沙扬一起给请出去。

“那么，有谁要翻译这本书呢？”她曾经在他到她的办公室闲逛、偷瞄她的信时，冷冷地翻着她那堆尚未阅读的手稿，面色严肃地问过他，“是不是因为如此，所以你才要我去读它？”

“我认为这本书会引发你的兴趣。”他答道，“你是个母亲，也是一位自由派——不论这是什么意思。你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亚美尼亚形势总是趾高气扬。如果你不想借它，那就不要借。”

她终于在休·沃波尔和托玛斯·哈代的书之间找着了那本讨厌的书。她把书拿了出来，用报纸包好，塞到手提袋里。然后把那个袋子挂在前门的门把上。她这么做，是因为最近她老是会惦记着每一件事，但也老是把事情给忘掉。

这个门把手是我们一起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她想着想着，心中充满了怜悯。弗洛狄亚！我那可怜又让人无法忍受的丈夫，怀着你那由来已久的乡愁，现在被降级到与五个气味难闻的离家男人住在一起，他们就像你一样！

电话打完了，她匆匆浇过盆栽，然后去唤醒她的双胞胎。他们正各自斜躺着熟睡在那张床上。卡佳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心中又有些不忍。有一会儿，她甚至没有勇气去碰他们。最后，她堆起了一脸笑容，好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妈妈的笑脸。

之后的一小时，她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给了他们。这是她每天要做的事，她为他们煮粥，为他们剥橘子，和他们一起疯疯癫癫地唱着歌儿。最后唱的是《热情者进行曲》，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俩人齐声咆哮，下巴缩紧，就好像那些革命英雄一样。而他们所唱的曲子，也包含了一些纳粹的进行曲，不是有意为之，但卡佳是了解的，并且一再地被他们这种可人的模样儿逗得开心异常。他们喝茶的时候，卡佳为他们准备饭盒。塞吉的午餐是白面包，安娜的则是黑面包，两人的面包内各夹了一块肉饼。午餐准备好了之后，是给塞吉扣上扣子，帮安娜拉直红领巾。在她为两个宝贝梳头以前，她分别亲了两人一下，因为他们学校的规矩就是“仪表整洁是苏维埃人民对国家效忠的一种表示”。

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她蹲下来，把双胞胎揽在怀中，就像她最近四个星期以来的每个星期一所做的那样。

“现在，如果妈咪有天晚上没有回来，或者必须赶着去参加一个会议，或是探望一位病人，你们应当怎么做？”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们。

“打电话给爸爸，叫他回来陪我们。”塞吉一边说着，一边挣出了母亲的怀抱。

“我会照顾马特维叔公。”安娜说。

“那么，如果爸爸也不在，你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开始吃吃地傻笑起来。塞吉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他觉得心中不安，而安娜呢？是因为潜意识里感觉灾难要来了而害怕。

“去找奥尔嘉阿姨。”安娜叫着，“把奥尔嘉阿姨的金丝雀时钟给扭紧，让它唱歌！”

“那么，奥尔嘉阿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

他们唱着唱着，然后三个人就笑成了一团。甚至在他们出门下楼梯的时候，孩子们还在不停地笑着。这幢楼房的楼梯间，年轻人把它当做爱巢，醉鬼们把它当做酒吧，有些人则把它当厕所。卡佳手携着这两个子女，步入阳光当中，越过公园上学去。

“你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同志？”卡佳用嘲弄并夹杂着命令的语气问塞吉，一边再把他的衣领理直。

“尽心尽力服务人民和党。”

“还有呢？”

“不要让维塔利·罗哥夫偷我的午餐！”

两个小孩挣开她爬上石阶之后，又是一阵笑声。卡佳对着他们挥别，一直到他们消失。

在地铁里，一切都是那么醒目，即使隔着距离。她眼见行人都是那么地忧郁，而她自己似乎不属于他们这一群。她又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读莫斯科的报纸。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像的。那时的报纸除了拿来擦屁股和塞通风口以外，一无用处。有时候，卡佳也会读一下报纸，若是不读报纸，她手中也会拿着一本工作上需要读的书或手册之类的东西。但是今天，就算她昨晚所做的梦已经完全从记忆中褪去，她也有太多的事情要想。她要为她的教父煮碗鱼汤，以弥补那天的顶撞之罪。她还要忍受那位上了年纪的塔提雅娜·塞吉耶芙娜的钢琴课，她老是说卡佳不专心学，说她太草率。她仿佛还在梦中的街上跑着，醒不过来，也许是街道在后面追她。这大概就是她差点忘了换车的原因吧？

终于到了办公室。这栋办公大楼看起来十分阴冷，到处是剥落的木片，水泥地阴湿。她一直在想，与其拿这里作为国家的出版机构，倒不如充当泳池来得恰当。进了门，一眼看到工人在穿堂锤着、锯着，她心里不免一阵吃惊。有一秒钟，她甚至还想到可能是为了处决她，正在赶搭绞刑架呢！

“这笔修缮费老早就在我们的预算里了！”老莫罗索夫曾气喘似的对她说，他通常总有一些小道消息可告诉她，“钱早在六年前就已经拨给我们了，但是直到现在，那些官僚才同意签字动工。”

电梯像往常一样，总是处于维修状态。她心想，在苏联电梯和教堂总是在维修。她走上楼梯，用非常快的速度爬上去，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得这么快。她向照面的每个人匆匆道早安。后来想起来，她怀疑是不是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在潜意识里催促着她快速前进。因为，就在她一脚踏进门时，桌上的电话已在那儿不停地响着，仿佛催人快把它给拿起来，好解除它的痛苦。

她拿起了电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喂！”但很显然的，她似乎说得太快了些，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英文请奥拉娃太太听电话。

“我是奥拉娃太太。”她也用英文回答他。

“是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太太吗？”

“请问你是谁？”她笑着回答道，“你会是彼得·温西14爵士吗？请问你是哪一位？”

有一位愚蠢的朋友正在开我玩笑吧？柳芭的先生也许又要我跟他幽会。再不然，她也想不出会有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