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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此后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时保家卫国的工作量之后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连自己也吃惊的举动：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还没停稳的公交车，全速奔跑起来。从逻辑上讲，我本应穿过邻近威尔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园，但我转身跑向我刚刚经过的那座通往切尔西的大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啊，我是很冲动，但是什么使我冲动呢？当时正是上下班车流的最高峰。一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很讨厌在那些缓慢前行的车辆旁边步行，因为我不喜欢车里的人那样看我。当时我穿着我那双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与鞋跟都嵌着皮，后半侧是用橡胶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体前倾。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体格、一样的年龄，也一样带着一个公文包，那你不难想像当时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弹恐惧症的伦敦疯狂地全速飞奔，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闯入人群当中。显然，这样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疯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经错乱了。

我需要运动吗？我不需要。佩内洛普有私人教练，而我则会绕着公园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过大桥，是因为我刚才从公交车接近顶部的高度看到了一个吓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了。他六七岁，正困在河流与道路之间的花岗岩石壁当中。他的脚踝抵住石壁，双臂伸展开来，他的头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车流不停地飞驰而过。在他上方，有一道狭窄的挡墙，那可能是专为年纪大一些的想出风头的坏小孩设计的。现在挡墙上就有两个坏小孩，边跳边笑他，嘘他，说有胆子就上来。但他上不去，他怕车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设法爬到挡墙的另一端，他也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来，掉到牵道上，或掉到河里。他既恐高，也不会游泳。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觉得这么做值得。

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

汉娜在另一名护士格蕾丝协助下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义之举。我从口音听出格蕾丝是牙买加人，她也是个好女人。格蕾丝站在病人头旁边，帮他擦掉呕吐物，检查输液情况，或处理其他更难做的事。从她与汉娜之间的互动与神情来看，她是汉娜的好友。但我这里要记下的不是这些事。

你得知道，我讨厌医院，真的讨厌。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我对保健这个行业很感冒。血液，针，便盆，装有剪刀的担架车，外科手术散发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边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对这些，而且现在已经感到躁动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卫生状况很差的非洲山区诊所里先后被切除扁桃腺、阑尾与包皮，也都会有此感觉。

此前我见过汉娜一次。但我现在意识到，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不知不觉间她就已经印在我心头，她可不只是在这个不幸之处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过，但她已经不记得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请她在我的完工证明上签字，以证明我已履约完工，效果让她满意。她笑了笑，头歪到一边，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确认自己很满意，然后很随意地从耳根后抽出一根白板笔签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种姿势无疑是天真活泼的表现，但却打动了我。在我过于丰富的想像中，这是宽衣解带的前奏。

但今晚我却没有这种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那个垂死病人的床边，一直工作。汉娜这个保健专家紧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干扰情绪。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见她这样子，于是我也模仿起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