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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做爱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做爱，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