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五节

星期一早上，在西区，交通疏导员指挥着身穿灰色西装的上班族们。码头大厅的周围种满了柳树，在春风的吹拂下已然换上绿装。九点之前，我就已经到了办公室。秘书尤金妮亚照常递给我一沓东西：邮件、电话留言，还有她一副阴沉沉的表情。尤金妮亚是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单身，总是一副心怀怨恨的样子。她打字的时候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不怎么听指挥。一天中，我经常会发现她不耐烦地耷拉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响个不停的电话，就是不接。当然，我们不能解雇她，甚至都不能把她降级，因为公务员的体系就和钢筋水泥一样，是不会变的。对在我之前的十多位副检察长来说，她就像一个甩不掉的扫把星。最开始是约翰·怀特把她安排在这里的，不然把她安排给其他任何人，那个人都会来找副检察长发牢骚。

在尤金妮亚给我的一沓东西最上面，是汤米·莫尔托的假条，但并没有解释他缺勤的原因，人事部想把他做无故旷工处理。我一边翻着我的邮件，一边想，应该和梅可谈谈这事。资料室送来了一份打印出来的十三个人的名单，这些人的案子都是由卡洛琳起诉的，而且，他们都在过去两年里先后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还有一张手写的留言条，说其他悬案的档案资料已经送到了卡洛琳的办公室。我把那份名单放在了办公桌的正中间，免得忘记。

雷蒙德白天忙着竞选，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办公室，由我来处理他的一些日常事务。我决定对哪些案子提起诉讼，对哪些情况给予豁免起诉，和哪些犯人达成协商，并应对各种调查机构。今天早上，我就要主持一个负责人会议，决定本周所有的案子应该如何处理、从何处着手。今天下午，又要就上周的一起冲突召开会议。上周，一位卧底警察从乔装打扮的缉毒署探员那里购买毒品，后来，双方都掏出了枪和警徽，要求对方放下武器，然后，各自的后援队伍也加入进来，所以，到了最后，十一位执法人员站在面对面的两个街角，相互骂着脏话，挥舞着手枪。现在，我们正开会解决这件事。警察对我说，联邦探员做什么都神神秘秘，所以才造成这场误会；而缉毒署的探员又暗示我，警察们其实根本不是在执行公务。在处理这一堆乱麻的同时，我还要努力找出杀害卡洛琳的凶手。

但寻找这个凶手的大概不只我一个人。快到九点半的时候，我接到《论坛报》斯托·多宾斯基的电话。对于媒体打来的绝大多数电话，雷蒙德一般都是亲自接听。他不想错过一个免费宣传的机会，也不想得罪媒体，引来批评。斯托可以说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好的一名法庭记者，他基本上都能做到实事求是，而且很有分寸。

“卡洛琳的案子有什么新闻吗？”他问。一上来就提到她的名字，这让我有点乱了阵脚。卡洛琳的死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悲剧，而更像是一桩历史丑闻。

当然，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一无所获。这些话被尼可听到，会被他再一次用来当作攻击我们的武器。

“雷蒙德·霍根检察长对此没有发表意见。”我说。

“那么，检察长愿意就另一条消息发表意见吗？”不管这条消息是什么，但这应该才是斯托打来电话的真正目的，“我听说你们那边有一位高层人物叛逃了，凶杀庭的哪一位？”

还不就是莫尔托。尼可离开以后，作为他副手的莫尔托就成了凶杀庭的负责人。雷蒙德不愿意和他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就是怀疑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媒体已经在问东问西了，我仔细思考了片刻。这可不妙，从斯托提出问题的这种非常方式，我就猜到了接下来的一切将会如何发展。一位位高权重的检察官被杀身亡，又有一名应该负责调查案件的检察官不辞而别，这会让外界认为检察院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检察长同样还是没有就此发表任何意见。”我告诉他。

斯托哼了一声，他显然是觉得无聊了。

“私下跟你说两句，可以吗？”我问。

“只管说。”

“你这消息有多可靠？”我想知道还要多久报上会登出这条消息。

“一般可靠吧。一个总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内幕消息的人告诉我的。我觉得，叛逃的那个人是莫尔托，他和尼可是一伙的，对不对？”

斯托掌握的消息显然还没有到可以登报的程度，我回避了他的问题。“尼可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他不发表任何意见。拜托，拉斯迪。”斯托问，“你到底有什么消息？”

“斯托，我这是私下跟你说，我压根儿不知道莫尔托在哪里。但如果他已经和尼可联手了，为什么尼可不告诉你呢？”

“你想知道我的想法？”

“当然。”

“我觉得，可能是尼可想让他单独去调查案子。想想吧，如果他破案了，报纸就会登出来，《尼可设计，智擒凶手》，这个头版头条怎么样？”

这想法太荒谬了。私人调查谋杀案很容易影响到警方的工作，而干扰司法公正的罪名绝对是政客们不愿意承担的。然而，荒谬归荒谬，这个疯狂的计划听起来却很有尼可的风格。再说，斯托也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他所言所行，必然事出有因。

“我是不是。”我问，“也应该把这当作是你听到的一种谣言呢？”

“无可奉告。”斯托说。

我们都笑了，然后，我挂上电话，立马开始给别人打电话。我给雷蒙德的秘书萝瑞塔留了言，让她给雷蒙德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他我有事要谈。我又给检察院里主管人事的梅可打了电话，想和她说说关于莫尔托的事，但她不在，我留了言。

在召开负责人会议前的几分钟，我穿过办公楼大厅，来到卡洛琳的办公室，这里已经充满了一种荒凉的味道。卡洛琳从后勤处要来的那张大办公桌被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进了一个硬纸箱——两个旧的粉饼盒、速溶汤粉、一包面巾纸、一件毛衣、一大瓶薄荷酒，还有她原本挂在墙上的学位证书和律师资格证。从仓库拿来的纸箱像金字塔一样，全部堆在房间中央，让整间办公室一看就是无人问津的样子，一周来堆积的灰尘也散发出一种隐隐的腐坏气味。我往枯萎的盆栽上倒了一杯水，拂去树叶上的尘埃。

卡洛琳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性侵犯方面的。根据档案夹上的编码，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二起这样的案子还在等着起诉或审判，这些档案都是我在她那个古老橡木文件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的。卡洛琳对这些案子中的受害者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比我料想中的更有责任心。当她谈起那些受害女性所经历的恐惧时，她身上光艳照人的一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坚强和愤怒。她所处理的案子都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一个大学医院的实习男医生在给女病人做体检时，趁机强奸了这些病人，但其中有一个受害人曾经前后三次接受他的检查，最后才来报案。一个强奸嫌疑犯的女朋友在接受警方审讯时，坦白她认识她男朋友的经过竟然是因为他撬开她家的门强暴了她，她还说，当他把手里的刀放下以后，她觉得他看起来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