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两点差十分，我和肯普在街角和巴巴拉碰头，然后一起朝法庭走去。法庭外面的台阶上，已经有一大群记者在等我们了。有一个后门，但我认为，可能只能从那里走一次，就会被别人发现，所以，应该把它留到最后关头再用，等到我最想逃开这些拿着聚光灯、举着麦克风、又推又攘、又喊又叫的人群的那天。现在，我还是从人堆里挤过去好了，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着：“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第五频道的斯坦利第一个跑到我面前，除了大龅牙，他其实还是挺帅的。他把摄影师和录音师都甩到了后面，单独跑到我跟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相互打了个招呼。

“你愿意接受采访吗？”

“不愿意。”我回答。

肯普已经准备打断他的话了，但我阻止了他，我们继续往前走着。

“如果你改变主意，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呢？”

“现在别说这些了。”肯普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拉住斯坦利的胳臂。斯坦利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好脾气，转而向肯普做起了自我介绍，开始游说起他来。斯坦利说，如果我能在听证后接受一次现场采访，对大家都好。但斯特恩不允许我对任何人发表评论，所以，当我们走到台阶处，面对一片摄像机、聚光灯和麦克风的海洋时，肯普说了一句“我们会考虑的”。我们开始往楼上走，斯坦利紧跟在后面，肯普和我走在巴巴拉的左右两侧，从人群中挤开一条路。

“雷蒙德·霍根即将要指证你，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斯坦利和我们分开时，他突然大声喊出了这个问题。

我猛地转过身。斯坦利露出满口大牙，他知道，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死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斯坦利可能是看到了法庭的文件档案，发现尼可把雷蒙德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推测。但他和雷蒙德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直觉告诉我，他不会随随便便喊出雷蒙德的名字的。

按照法庭规定，摄像机是不允许进入法庭内部的，我们穿过大厅的旋转门时，只有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跟着我们挤了进来，他们把录音机伸到我们面前，大声喊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都没有回答。我们沿着走廊匆匆朝电梯走去，巴巴拉挽着我的胳膊，我也伸出手去拉她的手。

“你怎么样？”我问。

她的表情很紧张，但她告诉我她很好。她又说了一句，斯坦利真人没有电视上帅啊。我对她说，电视里的人都这样。

对我听审的是艾迪·莫菲瑞法官，他是金德区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我开始在检察院工作时，他刚刚离开检察院。即便在那时候，大家已经对他崇敬有加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非常有钱。他的父亲在本市开了很多家连锁电影院，后来还开了酒店，办起了电台。莫菲瑞一直不想坐享其成，他当检察官当了将近十二年，然后又去当私人律师，但只干了一两年，就成了法官。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正直、有能力的法官，虽然还谈不上聪明绝顶。去年，根据政府方面的安排调整，他升任大法官，不过还是会主持各种提审，处理审案前期阶段与被告之间的协商等事宜。

莫菲瑞法官的法庭是一个有着洛可可装饰风格的阴暗房间，我在前排坐下来，巴巴拉坐在我旁边，她今天穿着一套精致的蓝色套装，我搞不懂的是，她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前面垂下来一块黑色的网纱，大概类似于面纱吧。我想告诉她，这还不是我的葬礼呢，但一想到她从来就不喜欢我的这种黑色幽默，便作罢了。在我们旁边还有三个来自本地电视台的素描师（素描师，在美国法庭中，凡是一些涉及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案件，不允许现场拍照或是摄像，只能用素描画来记录庭审时的情形。——译者注），疯狂地画着我的素描画像。他们后面是记者和法警，都在等待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被叫作杀人犯时的反应。

两点整，尼可从衣帽间走出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莫尔托。尼可倒是很轻松，一边走一边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记者也一路跟着他走到了前厅，他站在门口继续和记者说话。我心里暗想着，这就是见鬼的新任检察长。巴巴拉一直握着我的手，尼可的出现让她握得更紧了。

当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到尼可时，我一眼就觉得他是那种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在学校、在社会上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不想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他们虽然聪明，但喜欢装作无所不知、满嘴大话、喋喋不休。当时，我们一批新入职的人很少，我和尼可迅速熟络了起来。我们一起吃午餐，帮助对方准备案件的材料。过了几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我们最终还是渐渐疏远了。我在州最高法院当了多年的文职人员，才当上律师。而尼可则和检察院其他很多人一样，一来就带着深厚的人脉关系。我那时经常听到他在电话上同别人的谈话。他的堂兄埃米利奥·托纳提是区委官员，尼可曾经在他那里当过辖区区长，也正是这个堂兄，帮尼可赶在雷蒙德最后一批的招聘中，顺利进入了检察院。尼可对区政府大楼里一半的人都很熟悉，而且经常会参加政治圈里的各种高尔夫球赛和晚宴，到处拉帮结伙。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律师。虽然他不喜欢待在图书馆，但他确实很能写材料，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出色。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法庭上是那种典型的检察官风格，严肃、坚韧、毫不留情。他有一种很独特的紧张感，我只能用故事发展的高潮去形容那种紧张。上个星期，当斯特恩和肯普问我和尼可一起处理的最后一个案子时，我就是这么形容他的。

那个案子大概是八年前的事了，尼可和我当时刚刚被指派到重案庭，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做好新工作，所以同意接手去处理一个必输无疑的强奸案。

我跟斯特恩和肯普讲，尼可让一个名叫露西尔·法伦的女人作为目击证人上庭作证。露西尔是一个黑人女子，那天下午四点正在一个酒吧里，就在那时，她碰到了被告弗莱迪·麦克，他们便攀谈了起来，而当时，她失业下岗的丈夫正在家里带四个孩子。露西尔和弗莱迪相谈甚欢，露西尔同意让弗莱迪开车载自己回家。而弗莱迪是一个四进监狱的惯犯，之前就曾经犯过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他开始变得有点兴奋，对露西尔开始动手动脚，露西尔表示反抗，结果还是遭到了强暴。

尼可和我花了很长时间帮露西尔准备证词，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她是一个穿着紧身裙的胖女人，又邋里邋遢，看上去惊慌失措，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可怕事情总是说得含含糊糊。出庭的那天，她丈夫也来了，坐在前排，她便临时撒了谎，在法庭上编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她说，她碰到弗莱迪的时候他正从酒吧出来，找她问路，尼可对她问话时，她回答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