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天下午，我出门遛遛阿斯达，向街头两个人解释它是德国刚毛犬，不是苏格兰狗和爱尔兰犬的杂种，后来又到吉姆小店停留片刻，喝了点饮料，在那儿遇到了莱里·克劳莱，就请他跟我一起回到诺曼底酒店。诺拉正在给奎恩夫妇、玛戈·英尼斯、一个我没听清姓名的男人和多萝西·魏南特斟鸡尾酒。多萝西说有点事要跟我谈谈，我们俩便拿着酒杯进入卧室。

她立刻问道：“你认为是我爸爸把她杀死了吗，尼克？”

“没有，”我答道，“我凭什么要那么认为呢？”

“警方却是那么认为的——听我说，她是他的情妇吧，对不对？”

我点点头。“当初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是的。”

她瞪视着酒杯说：“他虽然是我爸爸，可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我也压根儿没喜欢过妈妈。”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也不喜欢吉尔伯特。”吉尔伯特是她的弟弟。

“别为这事担心。很多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亲属。”

“你喜欢他们吗？”

“我的亲属吗？”

“我的，”她瞪视着我，“别当我还是十二岁的小孩子那样跟我说话。”

“没有，”我解释道，“我只是有点醉了。”

“那你喜欢他们吗？”

我摇摇头。“你过去倒是蛮好的，只是个惯坏了的孩子。没有他们，我也可以跟你相处下去。”

“那咱们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问道，虽然不想争辩，却好像真想闹个明白似的。

“那就不同了。你——”

这当儿，哈里森·奎恩打开门，说道：“尼克，来打几盘乒乓球吧。”

“待会儿就来。”

“把美人儿也带来，”他冲多萝西一笑就走开了。

她说：“你大概不认识乔根逊吧。”

“我认识一个叫纳尔斯·乔根逊的人。”

“有些人的运气就是好。那个家伙叫克里斯坦。他是个活宝。妈妈就是这样——跟一个疯子离了婚，却又嫁给了一名男妓。”她眼圈湿了，呜咽着喘口气，问道：“我该怎么办，尼克？”那声调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的哭声。

我用一个胳臂搂住她，说了句希望能够安慰她的话。她趴在我外衣的翻领上哭了起来。床旁边的电话玎玲玲响了。隔壁房间传来了收音机播放的流行歌曲《飞黄腾达》[1]。我喝干了那杯酒，说道：“那就别理他们好了。”

她又哭泣起来。“可你没法不理自己啊。”

“我不大懂你在说些什么。”

“别逗我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诺拉进屋来接电话，她疑惑地望着我。我从姑娘脑袋上方冲她做个怪脸。诺拉对话筒说了声“喂？”姑娘连忙离开我朝后退一步，脸绯红了，结结巴巴说：“噢，对不起，我没——”

诺拉同情地冲她微微一笑。我说：“别犯傻了。”姑娘拿出手帕，轻擦两下眼睛。

诺拉对着话筒说：“是的……我看看他在不在。请问您是哪位？”她用一只手捂着话筒，对我说：“是一个叫诺曼的男人。跟他说话吗？”

我说我也闹不清他是谁，就接过话筒。“喂？”

一个粗声粗气的嗓音：“查尔斯先生吗？……查尔斯先生。我听说你过去跟泛美侦探公司有点关系。”

“你是哪位？”我问道。

“我叫艾伯特·诺曼，查尔斯先生，你可能没听说过我，可我愿意给你提个建议。我敢肯定你会——”

“什么样的建议？”

“这我不能在电话里详谈，查尔斯先生。不过你如果愿意给我半个钟头时间，我保证可以——”

“对不起，”我答道，“我挺忙，而且——”

“查尔斯先生，这可是——”接着电话里传来一声巨响，可能是一声枪响，要么就是什么东西倒下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一声巨响。我又“喂，喂”地问了几次，没有回音，就挂断电话。

诺拉把多萝西带到一面镜子前面，给她擦点粉，抹点胭脂。我说：“一个推销保险的家伙打来的电话。”接着我们便一起回到客厅喝酒去了。那里又来了些客人。我便跟他们打招呼，谈谈话。哈里森·奎恩从他跟玛戈·英尼斯共坐的那张沙发上站起来，说道：“现在打打乒乓球吧。”阿斯达跳起来，用两只前爪戳我的肚子。我关掉收音机，倒了一杯鸡尾酒。那个我没记清姓名的家伙正在说：“要是革命一旦到来，头一件事就是咱们这伙人都得靠墙站成一排，等着挨枪子儿。”他似乎认为这倒挺有意思。

奎恩走过来添酒，朝卧室那扇门望一眼。“你是在哪儿找到那位金发美人的？”

“她过去常在我膝盖上蹦跳着玩。”

“哪个膝盖？”他问道，“让我摸摸行吗？”

诺拉和多萝西从卧室走出来。我看到收音机上面有一张晚报，便拿起来。大字标题是：

朱丽娅·沃尔夫曾一度是一名敲诈勒索犯的情妇；

阿特·诺海恩验明尸体；

魏南特仍下落不明

诺拉在我身后近旁悄声说：“我留多萝西跟咱们一起吃晚饭，对那个孩子好一点，”——诺拉二十六岁——“她心情坏极了。”

“一切听你的。”我转过身来。多萝西正在房间那边对奎恩说的什么话哈哈大笑。“可你要是给卷入别人的麻烦事里，可别指望我会吻你的伤口。”

“不会的。你真是个可爱的老傻瓜！现在先别在这儿看报啦。”诺拉从我手中夺去那张报纸，把它塞在收音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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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se and Shine”，百老汇歌舞剧《冒一次险》（1932）中的一首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