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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我写字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

“你找到奥林了吗，马洛先生？”

“还没有。你在哪里？”

“怎么了，我在药店里，就在——”

“上来吧，别装玛塔·哈里[1]了，”我说。

“你就不会对人礼貌些吗？”她厉声说道。

我挂断电话，灌了一杯老浮尔士德威士忌，振奋起精神迎接来访者。正当我在大口饮酒时，我听见了走廊传来了她的脚步声。我起身向前，打开了门。

“这边请，别让人瞧见了。”我说。

她故作端庄地坐下，静静等待着。

“我所能发现的，”我告诉她说，“就是爱达荷街上的破旅馆里有人兜售大麻。是那种大麻烟。”

“哦，真恶心，”她说。

“人生在世，总会有好有坏，”我说。“奥林肯定很机灵，威胁说要报警。”

“你的意思是，”她用那种小女孩的语气说，“他们为了这个可能伤害他？”

“嗯，很有可能他们最初只是恐吓他。”

“哦，他们吓不倒奥林，马洛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要是有人逼他，他只会更难缠。”

“不错，”我说。“不过我们说的情况不一样。只要方法得当，你能够吓唬住任何人。”

她顽固地噘着嘴说：“不，马洛先生。他们吓不倒奥林的。”

“好吧，”我说。“那么他们没有恐吓他。比如说他们卸下了他的腿，然后用它们来敲打他的脑袋。他会怎么做——写信给商业促进会[2]？”

“你在取笑我，”她温文尔雅地说道。她的声音冷冰冰的，犹如寄宿公寓的肥皂。“这些就是你一整天干的活儿吗？只是发现了奥林已经搬走、那块儿是个糟糕的社区吗？这些我已经调查过了，马洛先生。我以为你是一个侦探，还有——”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剩下的话消失在了空气中。

“我做的要比这些多一点，”我说，“我给了房东一点儿杜松子酒，翻阅了登记簿，还跟一个名叫希格斯的男人交谈过。乔治·W·希格斯。他头上戴着假发。我估计你大概还没见过他。他住在，或者是曾经住在奥林的房间。因此，我觉得也许——”这回轮到我的声音越来越弱。

她瞪着那双玻璃镜片后的淡蓝色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她的嘴巴小巧、结实又紧绷，双手绞着放在桌子上，前面是她那只巨大的方形包，她全身僵硬，坐得笔挺，一脸端庄不可侵犯的样子。

“我付了你二十美元，马洛先生，”她冷冷地说。“我明白，那是一天工作的报酬。可对于我来说，你似乎并没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

“的确没有，”我说。“不错，但是一天还没结束。别为那二十块钱唠叨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收回去。我碰都没碰过。”

我打开抽屉，取出了她的钱，推到了桌子对面。她看着钱，不过没动。她的视线慢慢抬起，与我四目相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在尽力，马洛先生。”

“仅凭我所了解的情况。”

“可是我所知道的已经和盘托出了。”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好吧，我确定我无法改变你的想法，”她刻薄地说，“毕竟，要是我已经掌握了我所希望得知的信息，我就不会来请你调查了，不是吗？”

“我没有说你已经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一切，”我回答她，“关键是，为了替你工作，我还没有掌握我所想知道的一切。而你告诉我的并不合理。”

“哪里不合理？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相。我是奥林的妹妹。我想我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了多久？”

“我跟你说过，他大约是一年前离开家乡来到加利福尼亚的。他很快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离开家乡前就是干这行的。”

“他隔多久会写信回家？在他停止寄信之前。”

“每周。有时会隔得更久一些。他会轮流写信给母亲和我。当然，这些信都是给我们两个的。”

“信上说些什么？”

“你是指他写了什么？”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呢？”

“好吧，你别凶我。他会写写他的工作、工厂和那边的人，偶尔会写写他看过的演出。或是关于加利福尼亚。他还写过教堂的事。”

“没提到过女孩们吗？”

“我觉得奥林不怎么喜欢女孩子。”

“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吗？”

她点点头，一脸疑惑。

“他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写信了？”

这个问题令她思考了片刻。她双唇紧闭，指尖在下嘴唇中间按了按。最后她终于开口道：“大约三四个月以前。”

“他最后一封信是几月几号？”

“恐怕——我说不上具体日期了。不过就像我说的，三四——”

我朝她挥挥手。“信上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吗？说了什么古怪的事或是隐瞒了什么古怪的事？”

“哦，不。与其他家书没有两样。”

“在这个地方你们有什么朋友或亲戚吗？”

她奇怪地瞪了我一眼，刚想要说什么，却猛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好吧。现在我来告诉你哪里有问题。我会跳过你对我隐瞒你的住处这一点，因为你也许是担心我会手臂下夹着一夸脱的烈酒冲过来调戏你。”

“这么说话可不是非常有礼貌，”她说。

“我说不来礼貌的话，我不是个好人。按照你的标准，任何一个没有至少三本祈祷书的人都不会是好人。可我的好奇心重。眼下最奇怪的是你居然不害怕。无论是就你个人而言，抑或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害怕得要死才对。”

她纤细紧绷的手指死死地将包包抓在胸前。“你是说他出事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化作了一种悲伤的低语，像是殡葬业主在向死者家属要定金一般。

“我不知道有没有出事。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清楚奥林的为人，知道他写信来，之后突然中断，我才不会坐等到夏天休假才跑来问一堆问题。我可不会绕过警察，他们可是有专门找人的机构，反而去找一个你闻所未闻的独行侠，请求他为你大海捞针。我也不明白你亲爱的老母亲怎么能定定心心地坐在堪萨斯的曼哈顿家中，一周一周地为牧师缝补内裤。没有收到奥林的信。没有消息。她唯一做的就是深深地吸口气，然后接着缝补另外一条内裤。”

她一下子蹦了起来。“你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她气愤地说。“我觉得你很邪恶。你竟敢说我母亲和我毫不担心。你怎么敢这样说。”

我将二十元的纸币向桌子的另一侧又推了推。“你担心的是二十美元的价值，亲爱的，”我说。“并非是向我隐瞒的事。我觉得我真不想知道。把这一大张折叠的纸币放回你的工具包里，忘记见过我的事。明天你也许还想借给另外一个侦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