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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西别墅虽然陈旧,却经过翻修。它的大堂应该配上漂亮的印度橡胶树,可实际装饰的却是玻璃砖、飞檐灯、三角玻璃桌,给人的总体感觉,就像是由一个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重新装修的一样。整体的配色是由胆汁绿、亚麻籽膏药的棕色、人行道的灰色和猴子屁股的蓝色组成。这就像开裂的嘴唇一样令人不安。

小小的前台空空荡荡,后面的镜子有可能是透明的,所以我没有打算偷偷摸摸地爬上楼。我按了铃,一个松松垮垮的大胖子从墙后冒了出来,对我笑了笑,露出湿润柔软的嘴唇和蓝白色的牙齿,眼睛亮得古怪。

“我找冈萨雷斯小姐,”我说。“我叫马洛。她在等我。”

“嘿,是的,当然,”他说着摆了摆手。“是的,当然。我现在就打电话上去。”他的声音也在摆动。

他拿起电话机,往里面咕噜了几句,然后又放下了。

“是的,马洛先生。冈萨雷斯小姐说直接上楼就行。412房。”他咯咯一笑。“可我估计你早知道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说。“顺便问一句,去年二月你在这儿了吗?”

“去年二月?去年二月?哦,是的。去年二月我在这儿。”他的发音准确无误。

笑容从他这张胖乎乎的脸上瞬间消失了。“你是个警察?”他的声音此刻变得又细又尖。

“不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的裤子拉链开了。”

他惊慌失措地低头,用那双几乎颤抖的双手拉上了拉链。

“嘿,多谢,”他的身体探过低矮的前台。“不是发生在前面,”他说。“不是,差不多快到下一个转角处。”

“当时他住这儿,是吗?”

“我还是不谈这个为好,不谈为好。”他的小手指滑过下嘴唇。“你问这个干吗?”

“只是为了让你说话。你要更小心点,伙计。我从你的呼吸里闻到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如果你是在暗示我一直喝——”

“只是茶而已,”我说。“不过不是从杯子里。”

我转过身去,他沉默不语。我到达电梯时,回头一看。他站在原地,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伸长脖子望着我。即使从远处看,他似乎还在颤抖。

电梯是自助式的。四楼漆成冷酷的灰色,地毯很厚。412房的边上有个门铃,里面传来了轻柔的铃声。房门一下子打开了。那双美丽深沉的黑眼睛看着我,鲜红的嘴唇对着我笑。黑色休闲裤搭配火红色衬衫,就跟昨晚一样。

“阿米哥,”她柔声说。她伸出手臂,我抓住她的手腕,向内合拢,双掌相抵。我同她玩了一会儿拍手游戏。她的眼神中同时充满了慵懒与热情。

我放开她的手腕,用手肘顶上了门,溜过了她身边,就像第一次相遇时一样。

“你应该为它们买保险,”说着我摸了其中一个。它是真的。乳头坚挺得像枚红宝石。

她放声大笑,心花怒放。我继续走进去,四下环顾。房间里漆成了浅灰色和灰蓝色。虽然不是她的风格,但很漂亮。假壁炉里有个壁炉芯,周围有足够的桌椅和台灯,不过也不多。角落里有个精致的小酒柜。

“你喜欢我的小公寓吗,阿米哥?”

“别说什么小公寓。那听起来像妓女的住处。”

我没有看她。我不想看她。我坐在一张沙发床上,一只手搓了搓额头。

“只睡了四个小时,喝了几杯酒,”我说。“我又会对你胡说八道了。此刻,我也没有力气说正事了。可我必须要说。”

她过来坐在我边上。我摇摇头。“坐那儿。我确实得说正事。”

她坐到了对面去,用那对严肃的黑眸望着我。“那好吧,阿米哥,你想怎样都行。我是你的女人——至少我会很高兴做你的女人。”

“当初在克利夫兰的时候你住哪儿?”

“克利夫兰?”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几乎像是低语。“我说过我曾经住在克利夫兰吗?”

“你说你在那里认识了他。”

她回忆起来了,然后点点头。“那时我结婚了,阿米哥。怎么了?”

“你当时的确住在克利夫兰吗?”

“是的,”她温柔地说。

“你是怎么认识斯蒂尔格雷夫的?”

“那些年,认识一个黑帮人物是很有面子的事。我觉得,这算是另一种颠倒的势利眼吧。只要经常去那些他们据说会去的地方,要是够幸运,也许某个晚上——”

“你让他钓上你了。”

她爽快地点点头。“让我们这样说,是我钓上了他。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个子男人。真的,很不错。”

“那位丈夫怎么样?你的丈夫。或是你都不记得了?”

她微微一笑。“这个世界的大街小巷上挤满了被抛弃的丈夫,”她说。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你满大街都能发现这些人,哪怕在海湾城也不例外。”

这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她礼节性地耸耸肩。“我对此毫不怀疑。”

“甚至有可能是索邦大学的毕业生。甚至可能在一个无名小镇上行医,蹉跎岁月。满怀着希望而等待。这是我想收回的一个巧合。其中有一丝诗意。”

礼貌的微笑持久地挂在她那张可爱的脸上。

“我们扯得太远了,”我说。“从未这么远过。我们应该缩小一点范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我的脑袋隐隐作痛。我甚至还没发挥四成水准。她递给我一个水晶烟盒,我取了一支烟。她用金镊子为自己夹了一支烟,从另外一个烟盒里拿的。

“我想试试你那种,”我说。

“可大部分人觉得墨西哥烟草太凶了。”

“只要它是烟草就行,”我边说边望着她。我打定主意。“算了,你说得对。我不会喜欢的。”

“这段附加表演,”她小心地问,“是什么意思?”

“前台接待是个吸大麻的瘾君子。”

她缓缓点头。“我警告过他,”她说。“好几次了。”

“阿米哥,”我说。

“怎么?”

“你不太说西班牙语,是吗?也许你不怎么懂西班牙语。一句‘阿米哥’都用烂了。”

“我希望,我们不要像昨天下午那样,”她缓缓地说。

“我们没有。你身上唯一跟墨西哥有关系的就是那个把单词以及某种小心翼翼的说话方式,却给人一种印象,某人在说一种他(她)不得不学的语言。比如他们说‘do not’,而不说‘don’t’,诸如此类的细节。”

她没有回答。她轻轻吐了口烟,微微一笑。

“我在城里遇到大麻烦了,”我继续说。“显然韦尔德小姐理智地报告了她的老板——朱利斯·奥本海默——他摆平了。为她找来了李·法瑞尔。我觉得他们并不认为是她射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但他们认为我知道凶手是谁,他们不再喜欢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