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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来的那位，在警察里算是个子小的。中等岁数，瘦削脸庞，一副永远疲倦的表情。他鼻子很尖，微微偏向一边，好像在拱什么东西的时候挨了别人一肘子。他的蓝色馅饼帽[1]端端正正戴在脑袋上，露出灰白的头发。他穿一身暗褐色套装，双手插在上衣侧袋里，手指搭在缝口。

他身后是德加莫，那个大块头警察——土黄色头发，锃亮的蓝眼睛，恶狠狠、轮廓分明的脸。看不得我站在阿尔默医生家门前的那位。

那俩制服警员看着小个子，碰了碰帽檐。

“尸体在地下室，韦伯上尉。似乎开始几枪没打中，最后吃了两枪。死了挺久了。这位名叫马洛。是洛杉矶来的私家侦探。我没进一步询问他的情况。”

“做得很对。”韦伯轻快地说。他有副多疑的声线。他多疑地扫了一眼我的脸，淡淡一颔首。“我是韦伯上尉，”他说，“这位是德加莫中尉。我们要先看一下尸体。”

他们往房间深处走去。德加莫看了看我，从没见过我似的，便跟上他了。他们走下楼梯，开警车来的哥儿俩中年长的那个也跟去了。叫艾迪的那个警察和我互相打量了一会儿。

我说：“街对面就是阿尔默医生家，对吧？”

他脸上顿时没了表情。本来也就没什么表情。“是的。怎样？”

“不怎样。”我说。

他沉默了。楼下传来模糊不清的说话声。那警察竖起耳朵听了听，语气变得更加友好：“记得那事儿？”

“一点点。”

他笑了。“他们解决得一干二净。”他说，“包好了藏在架子后面。浴室壁橱最上面一层架子，不站在椅子上是够不着的。”

“这样啊。”我说，“搞不懂为什么。”

他一本正经看着我：“是有充分理由的，哥们儿。别以为没有道理。你跟这个莱弗瑞很熟吗？”

“不熟。”

“找他有事？”

“有点事问他。”我说，“你认识他？”

那个叫艾迪的摇摇头。“不认识。只记得这幢房子里有个人那天晚上发现阿尔默的老婆死在了车库里。”

“那时候这里住的兴许不是莱弗瑞呢？”

“他在这儿住了多久？”

“不知道。”我说。

“大概快一年半了吧。”那警察思索着说，“洛杉矶的报纸有相关报道吗？”

“‘各县要闻’版面上有一小段。”我说，纯粹是不想让嘴巴闲着。

他挠挠耳朵，听着动静。有上楼的脚步声。艾迪板起脸来，跟我拉开距离，挺起身子。

韦伯上尉匆忙走到电话机前，拨通号码说起话来，随后把听筒从耳边拿开，回头看着。

“艾尔，这礼拜轮到谁代班验尸？”

“埃德·加兰。”大个子呆板地说。

“叫埃德·加兰，”韦伯对电话里说，“让他立即过来。通知摄影小组马上动身。”

他搁下电话，厉声吼道：“谁动过这把枪？”

我说：“我。”

他走上来，踮起脚跟在我面前晃动，还伸出他那又小又尖的下巴戳向我。他手里托着一条手帕，小心地把枪放在上面。

“别动犯罪现场发现的凶器，你连这点也不晓得吗？”

“当然晓得，”我说，“但我动它的时候还不知道出了事。我并不知道枪开过。枪就放在楼梯上，我以为是谁落下的。”

“听着还挺像，”韦伯忿忿道，“干你们那行的，得准备很多这套东西吧？”

“很多哪套东西？”

他还是死死盯着我，并不作答。

我说：“要不要我来跟你讲讲事情的经过？”

他像只小公鸡般怒气冲冲。“我怎么问，你就乖乖怎么答。”

我对此不表态。韦伯猛一转身，对那俩穿制服的说：“你俩可以回车上去，向调度汇报了。”

他们敬了个礼，出去了，一边轻轻带上门，等锁卡住，便跟其他人一样恼火地发现门关不紧。韦伯一直细耳听着，等车开走了，他冷酷无情的眼睛才转回我身上。

“给我看看你的身份证件。”

我把钱包递给他，他在里面翻了一阵。德加莫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茫然盯着天花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火柴，把一端放到嘴里嚼着。韦伯将钱包还给我。我接下收好。

“干你这行的人总会惹不少麻烦。”

“不一定。”我说。

他抬高了嗓门。原本他的嗓门就够高了。“我说他们惹过不少麻烦，就是惹过不少麻烦。有一点你得搞清楚，在贝城你别想有机会惹事。”

我没作答。他朝我戳出一根食指。

“你是大城市来的，”他说，“你以为你很厉害，你以为你很聪明。放心吧。我们对付得了你。我们地方是小，但五脏俱全。我们这儿不搞政治斗争那一套。我们办事直来直往，办事干脆利落。别为我们担心，先生。”

“我很放心，”我说，“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只是想稳稳当当赚点钱罢了。”

“别跟我油腔滑调，”韦伯说，“我不吃这一套。”

德加莫把视线从天花板移下来，曲起一根食指，盯着指甲。他用昏昏欲睡的声音说道：

“对了，头儿，楼下那家伙叫莱弗瑞。他死了。我有点认识他。他就好寻花问柳。”

“那又怎样呢？”韦伯厉声说着，视线并没有离开我。

“从整体情况看，这案子涉及一个女人，”德加莫说，“你知道这些私家侦探在忙活什么。离婚呗。与其把他吓傻了，不如让他出把力。”

“要是我吓着他了，”韦伯道，“我倒乐得知道呢。可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他走到前窗，用力拉开软百叶窗。屋里暗了那么久，猛地有阳光洒进来，简直晃眼睛。他脚后跟着地跃到我面前，戳出一根又细又糙的手指，道：

“说。”

我说：“我为洛杉矶的一个生意人做事。他不想事情太声张，所以雇了我。一个月前，他妻子不见了，过后来了封电报，说她跟莱弗瑞跑了。可我的主顾几天前在城里见过莱弗瑞，他不承认。我的主顾觉得他没撒谎，于是担心起来。似乎那位太太非常乱来。她也许跟坏人混在一起，陷入了麻烦。我为此特来找莱弗瑞，但他说没有跟她私奔。我半信半疑，可后来我得到了确凿的证据：那位太太据信离开她居住的山上小屋的那晚，莱弗瑞和她在圣贝纳迪诺的酒店见过面。掌握了这点，我便又上门来找莱弗瑞交涉。按了门铃没人应，门却微微开着。我走进屋，四下看了看，发现那把枪后，把房子搜查了一遍。我找到了他。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没有权利搜查房子。”韦伯冷冷地说。

“当然没有，”我同意道，“但我也不太可能放过这机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