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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电话无人接听。

他不屈不挠地拨了足足五分钟的号，拨得总机的接线员十万个不乐意，结果还是没人接听电话。夏普母女不在家。

就在他等着接线员拨号时，纳维尔·贝内特晃了进来，他像往日一样，穿着粉色衬衣，打着紫色领带，裹着花呢外套，简直是丑得天理难容，人神共愤。罗伯特边听电话，边打量他，心中感慨万千，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有一天，传统稳重的他退居二线，这个贝内特家族的小伙子成为事务所的大老板，那堂堂的布莱尔&海伍德&贝内特律师事务所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知道这小伙子有点儿才气，但是要在米尔福德生活单凭一点儿才气远远不够，这里秉承的理念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成年人就该有成年人的心态；而纳维尔似乎一直沉迷于自己的小圈子，丝毫没有要面对现实的打算，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仍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十足的好奇，这一点从他那张扬的穿衣风格上可以看出。

倒不是说罗伯特想让这小伙子穿上传统庄重的黑色西服，他自己就穿了一件灰色的花呢外套，而且他的客户多是乡下人，特别看不上那种一本正经的“城市”衣服（玛丽恩·夏普打电话时一时失言，称呼一个穿衣比较“城市化”的律师为“那个穿着条纹西装的小矮个儿”）；但是花呢也分很多种，纳维尔穿的那种显然不讨人喜欢，甚至可以说让人难以忍受。

“罗伯特，”电话还是没打通，罗伯特只好作罢，他放下听筒，听到纳维尔对他说，“考尔索普财产转让案的相关文件我已经处理好了，如果你这边没什么事，下午我打算去一趟拉伯洛。”

“你不能给她打电话吗？”罗伯特问，纳维尔跟拉伯洛主教的三女儿订婚了，订婚仪式既简单又时髦。

“哦，我不是去找露丝玛丽，她去伦敦了，要在那儿待一个星期。”

“阿尔伯特音乐厅有抗议集会？”罗伯特闷闷地问，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明明有好消息要告诉夏普母女，却打不通她们的电话，这让他很郁闷。

“不是，这次是在市政厅。”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活体解剖？”

“有时候你真落后得可怕，罗伯特，”纳维尔严肃而又耐心地解释说，“如今除了几个怪人之外，已经没有人反对活体解剖了。这次是因为本国政府拒绝为爱国人士科托维奇提供政治避难。”

“据说这个所谓的爱国人士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被通缉。”

“是的，他的对手在追缉他。”

“是警方在通缉他吧，因为两起谋杀案。”

“不是谋杀，是执行死刑。”

“纳维尔，你是约翰·诺克斯（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的四巨人之一——译者注）的信徒吗？”

“天哪，当然不是！为什么这么问？”

“他信奉人可以自救那一套。我知道，这种观点现在有些‘过时’，但是如果要在露丝玛丽对科托维奇的看法和政治部对他的看法之间做个选择，我会支持政治部的立场。”

“谁都知道，政治部的立场就是外交部的立场，他们只做外交部要求做的事情。如果我再把科托维奇事件的始末给你解释一番，就该赶不上看电影了。”

“什么电影？”

“一部法国电影，我到拉伯洛就是为了看这部电影。”

“你知道吗？很多法国电影在英国广受好评，甚至被传为惊世之作，其实它们在法国国内的口碑并不好，算了，不说这个了。你经过法兰柴思的时候，可以帮我在那儿的信箱里留张便条吗？”

“应该可以，我一直都想看看那高墙里面是什么样子，现在谁住在那儿？”

“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女儿。”

“女儿？”纳维尔重复道，耳朵顿时竖得老高。

“中年女儿。”

“呃，好吧，我去拿衣服。”

罗伯特找来一张便条，没写别的，只写了自己之前没能联系上她们，现在需要出去办点儿事，大约一个小时回来，一回来就立刻给她们打电话，还说苏格兰场根据当前情况无法立案，只能按兵不动。

纳维尔胳膊上搭着一件丑得令人发指的套袖大衣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抓起便条后又风风火火地冲出去，眨眼间便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句“琳姨今晚让我过去吃饭，告诉她我可能会晚到一会儿”。

罗伯特戴上他的暗灰色礼帽步行去玫瑰皇冠酒店见客户，这次的客户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也是英国最后一个慢性痛风患者。到达酒店时老人家还没到，他竟然隐隐有些急躁，这可不太正常，平日的他性情温和，脾气也好，干什么事情都慢条斯理，甚至可以说有些懒散。这时罗伯特突然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他对所有事情都一视同仁，有条不紊地处理了一件又一件，不着急也不带情感；而现在他突然有了一个集中的兴趣点，所有其他事情都要以它为先，为它让路。

酒店大厅有一些罩着印花棉布的椅子，罗伯特随便找了一把坐下，旁边的咖啡桌上放着几本卷了边儿的杂志，其中只有一本名为《守卫者》的周刊是最新一期，他极不情愿地拿起那本杂志，发现其中的书页纸质很粗糙，摸起来一点也不舒服，纸张边缘裁剪得也不整齐，看得他怪别扭。杂志里的内容是常见的抗议、诗歌和迂腐的评论，在众多表达抗议的文章中，纳维尔准岳父的文章无疑可以拔得头筹，他用整个专栏四分之三的版面抨击了“万恶的”英国政府，只因为它拒绝为一个流亡的爱国人士提供政治避难。

这位拉伯洛的主教很久之前就已经将基督教哲学做了引申，他坚定地相信失败者才是正确的，他在巴尔干半岛革命者、英国罢工委员会以及地方监狱所有的常客（唯一的例外是屡教不改的惯犯班迪·布雷恩，他强烈地鄙视这位声名远扬的主教，却十分敬重镇长；对班迪而言，眼泪就是一氧化二氢，最感人的故事在他眼中就只是故事，他总是能毫不留情地展开犀利的分析）中间饱受欢迎。那些惯犯异常真挚地说，那位老朋友什么都信，你可以尽情地吹捧他。

罗伯特平日一直感觉这位主教挺有意思，但是今天他没有别的感受，只觉得十分恼火。他读了两首诗，发现全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于是他又把杂志扔回咖啡桌上。

“英国政府又犯错误了？”本·卡利碰巧路过，他在罗伯特旁边站住，朝那本《守卫者》扬了扬头。

“嘿，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