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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很好奇。”看着小法院的长凳上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本·卡利说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周一早上无事可做，跑来看热闹。但我也必须得承认，他们这些人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的看法。你注意到那个开运动服饰店的女人没有？就后排那一个，戴着一顶跟她紫红色妆容或头发不搭配的黄色帽子。如果她把店交给那个叫格芙蕾的小女孩看管的话，今晚一定会发现店里的零钱少了。那女孩十五岁的时候，我就接过她的案子，帮她逃脱罪名。她自打学会走路后就开始偷钱，一直到现在仍然还在偷。不能让任何一个女人独自看管收银台，相信我。还有那个叫安妮·博林的女人。这是我头一回在法院看到她，不知道她怎么能逃避这么久才来。她姐姐一直在为她支付账单，没人知道她把钱真正花在哪儿了。或许是有人在勒索她吧，只是不知道是谁。我觉得有可能是白鹿酒馆的亚瑟·沃利斯。他每周要支付三种不同的账单，而且还有新的账单出来，这仅靠一份酒馆侍者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任由卡利在那唠叨，其实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只是很清楚，今天来法院的观众，不是平常出现在周一早上消磨时间的游手好闲之人。经由神秘的米尔福德镇的传播渠道，消息已经四处传开了，他们是过来看夏普母女受审的。通常法院枯燥乏味的氛围是那些穿着女人服饰的同性恋制造的，他们喋喋不休的闲谈让人昏昏欲睡。

他看到一张面孔，一张本该是怀有敌意的面孔，现在却奇怪地充满了友善，是韦恩太太，他上次见她还是在艾尔斯伯里的梅多赛德巷，她当时就站在自己可爱的小花园里。他无法把韦恩太太想象成一个敌人。他喜欢她、尊敬她，也因终将揭露的真相而提前为她感到抱歉。他想过去向她问好，但是现在棋局已经摆开，他们却分属不同颜色的棋子。

格兰特到现在还没出现，但哈勒姆已经到了，正在跟一位警官说话，就是流氓打砸闹事那晚去过法兰柴思的那位警官。

“你的侦探调查得怎么样了？”卡利在他喋喋不休的评论中停下来问道。

“还算顺利，但现在的问题太复杂了。”罗伯特说，“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一个小丫头对抗整个世界。”本嘲笑道，“我正期待亲眼瞧瞧这个粗俗的丫头。我猜，在收到那么多拥护者的来信、结婚的请求以及被比作圣女伯纳黛特之后，她一定觉得乡下的警察法庭这个竞技场太小了，她有被邀请过登上舞台吗？”

“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我想她母亲会阻止这些发生的。那边穿棕色套装的女人就是她母亲，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女人，但真的无法想象她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女儿，像——哦，她是被收养的，不是吗？真是个可怕的警告。我一直都很惊奇，人们对住同一屋檐下的人是多么不了解啊。哈姆格林的一位妇人有个女儿，据那母亲所说，女儿从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但有一天女儿一气之下离开家再也没回去，惊慌发狂的母亲号哭着去警察局报案；后来警察发现，那个看起来从未离开过母亲一个晚上的女孩已为人妻，而且还有一个孩子，她只不过是接回孩子去跟丈夫生活。如果你不相信本·卡利，可以去查看警方的笔录。嗯，还有，如果你对你的那个侦探不满意的话，就告诉我一声，我会给你介绍个非常不错的侦探，并把他的地址给你。轮到我们的案子了。”

他遵从法官的指示站起来，同时还在继续着自己的独角戏，滔滔不绝地谈论法官的脸色、大概的情绪以及昨天可能审理的案件。

法院依次受理了三个常规案件，那些惯犯老手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预料之中的法庭程序，罗伯特却内心隐约期待有人说一句：“等一等，可不可以啊？”

接着他看到格兰特悄悄进来，坐在记者席后面的观众席的一个座位上，他知道时间到了。

喊到她们的名字后，她们一起走了进来，在那个可恶的小长凳上坐下，而她们的神情就像是在教堂就座一样自然。在他看来，真的就像是那样：那平静的表情、敏锐观察的眼睛以及等待表演开始的态度。但是他忽然想到，如果琳姨此时此刻坐在夏普老太太的位子上，他会是什么感觉。他第一次完全体会到，玛丽恩是如何不得不忍受这种让她母亲受尽折磨的场面。即使巡回法庭宣判她们无罪，又有什么能补偿她们曾经忍受的种种呢？要让贝蒂·凯恩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才算是罪有应得？

保守的罗伯特相信因果报应。他可能不会完全认同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古代领袖——译者注）的看法——并不总是能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他绝对同意吉尔伯特的说法：量罪判刑。他当然也不相信只要向牧师忏悔并保证改过自新，就能让罪犯变成值得尊重的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记起某天晚上，凯文对刑事改革长篇大论之后说的话，“有两个亘古不变的特质，也正是这两个特质让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那就是极度的爱慕虚荣和绝对的自私。二者不可分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们的皮肤肌理之中。你也许会说这就像‘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那样荒谬。”

“但是，”有人提出反对，“也有一些爱慕虚荣和绝对自私的人并不是罪犯。”

“那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把银行当成牺牲品，”凯文指出，“多少书籍史料都尝试给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它的定义非常简单。罪犯就是将个人直接需求的满足当作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纠正他的利己主义，但你可以让他认识到放纵于利己主义的后果是不值得的，或者一点儿都不值得。”

罗伯特记得，凯文关于监狱改革的想法，就是将罪犯放逐到一个刑事罪犯殖民地——一个孤岛社区，在那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凯文认为，这不是为了让囚犯受益而进行的改革，这会让看守有更好的生活，让这个拥挤的小岛，有更多的空间为善良的公民建房子和花园；更何况，大多数罪犯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就是辛苦劳动，所以这会比现行刑罚更具威慑力，在凯文看来，现行刑罚并不比三流公共学校的惩罚性好到哪里去。

看着被告席上的那两人，罗伯特想到在“糟糕的旧时代”，只有犯罪的人才会戴上枷锁示众。而如今，却是将未经审判的人押来示众，而真正的罪犯却直接隐藏到安全的阴影区。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夏普老太太戴着一顶黑色缎面平顶帽——就是《早间话题》报道她们事件的那天早上，她出现在他办公室时戴的那顶帽子——看上去深具学术气质、令人尊敬，但总感觉有些奇怪。玛丽恩也戴着一顶帽子——他猜想，那并不是出于尊重法庭，而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遭受那些公众注视的目光。那是一顶短檐乡村毛毡帽，其传统的款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平日自行其是的气质，将她黑色的头发隐藏了起来，在那双明亮的眼睛上投下一圈阴影，她看上去就跟平日在户外暴晒的女人一样黝黑。尽管罗伯特很喜欢她那乌黑的头发和明亮的双眼，但他认为今天她应该看上去尽可能的“普通”，这对她们来说是件好事，那些充满敌意的家伙可能会因此减轻对她们的折磨。